电棒就是手电筒，我们农村人管手电筒就叫电棒。手电筒在普人家里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日用品了，现在几乎都没人再用了。可是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尤其在我们大山里的人家，如果家里有个手电筒，那可是一件极为罕见的家用电器了，特别小孩子要是看谁家有个手电筒那可羡慕死了。
我从打上小学起，每年的冬天都捡粪，攒一冬天，开春开化前卖给生产队，一分钱一斤。村里捡粪的人很多，主要是学生，卖粪攒学费，成年人少。为了捡更多粪，那是一个比一个起的早，起来晚了的话，就捡不到多少的了，有时候一天能捡几十斤，多的时候能捡近百斤，基本上就靠遛圈。学校不放寒假的时候也就早晚捡两次，如果放寒假就一天最少要早、中、晚捡三次，甚至五、六次，反正没事就出去转，拉着爬犁走起来也不觉得怎么十分冷，有时候还冒汗呢，就是凌晨“狗呲牙”的时候最冷，小北风嗖嗖的刺脸。说是不冷，其实那就是习惯了就不觉得冷了。
每天如此，天天如是。天蒙蒙亮，到点就醒，也不用父母召唤。多数时候都是父母、弟弟和妹妹们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就悄悄的起来了，很怕惊醒他们，蔫不几儿的穿好棉袄棉裤，带上大狗皮帽子，系上带只露两个眼睛和鼻子。狗皮帽子、大手焖子（母亲给做的）头一天晚上都准备好，放到一个随手能够到的地方。晚上睡前把粘疙瘩里面的乌拉草掏出来放在自己的褥子底下，早上起来垫里面穿上就出门了。将爬犁绳套在脖子上，然后由双肩腋下穿过，这样爬犁遇有上下坡的时候绳不至于从肩上脱落下来，同时也能倒出两只手握锹，爬犁上坐一个能装几十斤的大筐，太大了也拉不动。
有一年，我捡了一冬天粪，堆在我家院里，象小山似的。我记得那年生产队收的比往年早，为了让社员能在春节前拿到这笔钱，春节前就把粪收了过去，一泡秤是三千多斤，买了三十多块钱，把我高兴够呛。父亲就问我“春节要到了，你想要点啥啊？”我说“我想买个电棒”。父亲说“好吧”，就领我到田家屯的供销社用我卖粪的钱给我买了个电棒，花了2.78元，是使用两节大号电池，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个“虎头牌”的电棒。父亲把剩余的钱交给了我，留作下年的学费和书本钱。
这年过春节，农村也没什么文艺活动，农忙时也没什么节目，只有农闲或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个什么二人转了，大秧歌了，说书的了。我记得是正月的时候，生产队请了一个“说书匠”来说书。生产队会里挤满了人，小孩子都爱凑热闹，我就拿着新买来的电棒也来听书，我拿着新买的电棒，这晃一下，那照一下，这个嘚瑟，这个显摆，恨不得让全村都知道我买电棒了。
说书的就在生产队的炕沿前放了一张条桌，桌上面放着一个带架子的小鼓，一只竹筷子和一块惊堂木，他坐在炕沿上，悬在半空中的汽灯发出滋滋的响声，透过汽灯那雪亮的白光照在他那清瘦脸上，雪白雪白的，光秃秃的脑袋随着故事的情节摇晃的像拨愣鼓似的。讲一段，唱一会，嘴角上冒出白沫子，还在哪里振振有词的连唱再讲呢。四周围满了人，抻着脖子，都在聚精会神的听书。攥了一会我就把手电插在棉袄的兜里了，开始手还在兜里攥着手电，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手拿出来。看到快半夜了，有点困了，想回家，一摸兜手电没了。这下懵逼了，急的都快要哭了，我就低头找是不是掉在地下了，问旁边的人都说没看见。刚买几天啊，还没稀罕够呢，丢了。
找了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就摸着黑回家了。回家也没敢吱声，到第二天大人们发现我不再玩电棒了，一问才知道昨晚上把刚买的电棒丢了。父母也没怎么埋怨我，就说丢就丢了吧，以后再买一个，直到后来也没买。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让谁偷去了，全村人都知道这个孩子手脚不老实。但是这个手电他偷了去也一直没敢拿出来用，因为全村就这么一只手电筒，都知道他们家是买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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