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是冯先生对他一生重要著述的归纳。所谓“三史”就是指他的《中国哲学史》（二卷本）、《中国哲学简史》（1946年至1947年间，冯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其英文讲稿经整理出版而成《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六书”是他在抗战期间的六部专著，《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合称“贞元六书”，标志其“新理学”体系的确立。
他在20世纪三十年代所写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第一部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在当时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世界多所大学的通用教材。因此，被时人誉为“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
中国哲学史（全二册）典藏版|古吴轩出版社，2021
冯友兰1915年考入北大，听胡适讲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听梁漱溟讲东方哲学。1919年考取了官派留学生资格，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导师杜威在给他的奖学金推荐信上写道：“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1923年，冯友兰完成了博士论文《天人损益论》，顺利毕业。回国后，接受了时任校长罗家伦的邀请，来到清华。
《中国哲学史》就是冯友兰先生于1928年到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期间所写。该书没有采取“信古”或“疑古”的态度，而是以“释古”的角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大阶段。冯友兰先生所著的《中国哲学史》不仅得到了当时陈寅恪、金岳霖这两位审阅人的高度评价，时至今日仍然备受赞赏。当代哲学家张世英就说：“《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史论结合、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哲学史著作……把史论结合得那么紧密，把中国哲学史讲得那么有条理、那么清晰，而且贯穿着自己的观点，不人云亦云，到现在还无人能及。”
形容一个人学问大，常说其“学贯中西”。但是，真正学贯中西的人并不多见。“现在经常说西化和传统文化，但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西方文化有透彻的理解，并把这二者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的人，在当代实在很少，冯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资中筠先生如是说。
记得周有光先生曾说，要从世界看中国。我想，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从世界哲学史看中国哲学史的例子。正因为有这样的视角，有这样的眼界，他写出来的东西才不一样。
比如，他对于中国人不大关心宗教是这么解释的：“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中国人并不是这条规律的例外。他们不大关心宗教，是因为他们极其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都是哲学的。他们在哲学里满足了他们对超乎现世的追求。”
冯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
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今天，我读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读的还不仅仅是他的观点，更主要的是领略他的视野。
读书的间隙，我突然想起一篇小波的文章《花剌子模信使问题》，“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