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女》是契诃夫的中期作品了，文学上思想上比较成熟。 小说只有三个人物：歌女、丈夫和妻子。小说的主体是歌女与妻子的冲突，丈夫只是在开篇和结尾时出现，但也构成了重要的一部分。
先看歌女与妻子的冲突。她们的矛盾乍看是情妇和正室的矛盾，但随着二人的对话，我们得知，妻子认为丈夫为了包养情妇，挪用公款，并把公款全投在情妇身上；而歌女却没收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两件廉价的首饰和馅饼。妻子此次前来，并不是争夺丈夫的感情，而是追讨丈夫送给歌女的财物的。在得知歌女并没收到什么东西后，妻子继续着自始至终的道德谴责，并以下跪来威胁歌女；歌女也由于一时赌气，把自己的东西也都给了妻子。 在妻子离开之后，一直躲着不敢露面的丈夫才出来。他不但无意补偿歌女的损失，反而也同样谴责歌女，似乎歌女才是造成一切的罪魁祸首。
此时小说的主题就显而易见了。歌女作为最底层人民，只能出卖肉体以求温饱，不但备受歧视，同时也成了上流人物推卸罪责的对象；而在妻子向她下跪时，她惊慌失措，表明她自己也深受等级制度思想的毒害，认为自己一定卑下，贵族一定高贵，自己放弃自身利益是理所当然的。 而妻子作为上流人物中无知的一方，家庭教育让她把丈夫的堕落与自己的痛苦都归咎于歌女，这诚然是她的不幸；但她在歌女让步之后，得寸进尺，用道德谴责和下跪勒索来逼迫歌女交出更多财物，也表现了她无耻的一面。
丈夫是这些人中最无耻最让人愤怒的。他和歌女交好，但又不尽量使她过得好些，表明他只是玩弄歌女；他侵吞公款，却既不用在家里，也不用在情妇身上，表明他的恶行绝不止包养一个歌女而已；在看到自己的妻子不得不到情妇这里讨要财物来偿还公款时，他不敢出面解释，不提赔偿歌女的损失，只是觉得妻子向歌女下跪实在低三下四，表现出他作为社会上层阶级的自大与无耻，以及对底层人民深深的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