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堪称孔子关门弟子，名列“孔门七十二贤”或“孔门十哲”，却教出了二个法家弟子，即李悝、吴起。战国中期的商鞅，郭沫若考证是李悝弟子，子夏的徒孙。将子夏视为“贱儒也”的荀子，一生最有名的两个弟子是李斯与韩非子，而这两人是战国后期的法家代表。
可以说，尽管法家思想源远流长，但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与儒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不免让人奇怪，儒法天然对立，为何战国法家代表多数师从儒家？
杀气腾腾的孔子
一直以来，儒家给人的印象是迂腐、柔弱、满嘴仁义道德，但孔子倡导君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招之即能上阵杀敌。在战争频繁、“野人”出没的春秋晚期，孔子一群人周游列国，岂能只靠嘴上忽悠，岂能手无缚鸡之力？更为可怕的是，在孔子思想中还有杀气腾腾、严刑峻法的一面，不信且看以下二件事。
《春秋》的作者是孔子，这本书出现之后，就让很多叛逆者坐立不安。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之所以惧怕《春秋》，肯定不是因为《春秋》会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是在于《春秋》讲述专政、崇王（周天子），字里行间清晰地表达出了对乱臣贼子采用严刑峻法的思想，因而乱臣贼子才会害怕。清朝史学家章学诚评价：“申（申不害）、韩刑名，旨归赏罚，《春秋》教也。”
《韩非子》中记载了一件事，谈到“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认为量刑过重，但孔子认为：“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也。”说到底，孔子赞同法办弃灰于道者，汉朝时大儒刘向将之挪到了商鞅头上，成为商鞅严刑峻法不得人心的罪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