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载言》篇说:“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韩愈在《进学解》中也说：“春秋严谨，而左氏浮夸。”而梁启超也这样评论过《左传》的叙事方法：“第一,不以一国为中心点,而将当时数个主要的文化圈,平均叙述。第二,其叙述不局于政治,当涉及全社会之各方面。对于一事典章与大事,固多详叙;而所谓琐语之一类,亦采集不遗。故能写出当时社会之活态,予吾侪以颇明了之印象。第三,其叙事有系统,有别裁,确成为一种组织体的著述,对于重大问题,时复溯源竟委,前后照应,能使读者相悦以解。” 这些正好说明了《左传》的叙事特点——言事相兼，详细生动。我们知道，上古时期的史官分工十分细致，当时的史书都是言事分记的。比如《尚书》和《春秋》,一为记言,一为记事。而《左传》作者摒弃了单一的记言或记事的成法,博考旧史,广采佚闻,集记言与记事于一身,展现了春秋时期250多年的历史,以“言事相兼”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 《左传》这一历史巨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标志着史传文学的真正形成。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不但增加了事件情节,甚至丰富了许多细节描写。在《春秋》中寥寥几个字的事件,在《左传》作者的笔下,常演绎成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这一点在战争的描写上可见一斑。《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四百多次军事行动，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写得环环相扣，跌宕起伏而又条理清楚，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但其中对具体战况的描写很少，长勺之战仅用了40多字，而崤之战甚至一个字也没有。《左传》 的作者在叙事中，着重把笔墨放在对战争的原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的描写。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 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左传》“言事相兼”的另一鲜明特点是善于写人,善于生动地描绘历史人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人物性格。这在史传文学的发展上是一次质的飞跃。《左传》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中，来立体化地表现出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齐鲁长勺之战”中写曹刿，通篇作者未加一句评判议论，而曹刿的思想、性格、风度却宛然如见。 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主要采取随事记人的写法。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我们以郑庄公为例来看一下。鲁隐公8年.郑庄公因周天子久已废弃了对泰山的祭祀，就想用泰山旁的初地交换鲁国的许田。鲁桓公元年为此事又增加玉璧给鲁国，才换得许田，以便祭祀周公。可见郑庄公是很重礼仪的。而鲁隐公9年对北戎之战和鲁桓公5年的对周之战，都是由于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而大获全胜的，足见郑庄公善于纳谏。发生在鲁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邸》是为一般人所熟悉的。郑庄公明知段图谋叛乱，却故意纵容他，让他的罪行发展下去。等他举兵谋叛时，再一瑟将他铲除。又反映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从不同时间记载的不同事件中，我们才全面地了解郑庄公这个人物复杂的性格。 还是先看看这个网站吧 http://tieba.baidu.com/f?kz=156258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