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离开的原因很简单：属于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她无法适应新社会，也不打算融入。
1950年7月，新生的上海市召开首届文代会（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值盛夏，酷暑难耐，会议地点设在一家空旷的电影院，与会者无论男女，都穿着蓝布或灰布的中山装，只有最后一排坐着的一位女子穿着旗袍，显得十分突兀。
这位女子就是张爱玲。其实，她为了显得不那么格格不入，特意在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
会议间隙，女作家丁玲悄悄凑近她说道：你好大胆，怎么不和大家穿得统一呢？
张爱玲报之以沉默。
张爱玲登记的名字是笔名“梁京”，她之所以出现在会场，是大会主席夏衍力邀的结果。夏衍是著名的左翼文人，当时坐上海文艺界头把交椅，而张爱玲显然并不属于“进步文化阵营”的一员，据夏衍后来回忆说：
“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
夏衍注意到张爱玲在文代会的体验并不愉快，于是张罗着让张爱玲参加上海文艺代表团，去苏北农村参加土改。两个月的深入群众，并没有让她融入火热的新时代，反而陷入了深深的忧虑，因为，她发现自己根本写不出来歌颂的文章，老老实实地承认说：
“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转型”失败，张爱玲一时间失去了方向，开始感到迷茫。弟弟张子静问她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她呆了半晌，才幽幽地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1951年底，中国的大中小学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掀起了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了1952年初，文艺界也开动起来。张爱玲生于封建家庭，又和大汉奸胡兰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然是需要教育和改造的。
张爱玲的情绪从迷惘变成了恐惧。她发自内心地抵触被“改造”，可这样她必然会成为一个异类，这显然会恶化她的生存环境，于是，她心中萌生去意。
张爱玲以去香港大学继续因抗战而中断的学业为由，顺利地拿到了出境许可。1952年7月，又是一个酷热的夏天，32岁的张爱玲独自一人乘火车南下，过罗湖口岸的时候，检查人员盯着她端详了半天，忽然开口问道：你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吧？
张爱玲头脑一片空白，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声“是”——她的通行证上用的是化名。那检查人员估计是张爱玲的小说粉，居然露出笑容，不再检查便挥手放她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