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三家都包涵着丰厚的和谐思想：儒家主张中庸之道的和谐观，侧重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家主张天人一体的和谐观，侧重天人关系的和谐；佛教主张中道圆融的和谐观，侧重身心关系的和谐。三家虽立意与旨趣各有特色，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但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与“多元一体”的思想结构。
儒道释三家“和而不同”的和谐思想共同建构了以“和谐”为特质的中国和谐思想文化传统，促成了注重天人、人际、身心和谐统一的中华思想体系，对中华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整合凝聚了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文明礼仪之邦，维护了国家的多民族和谐统一；生态上“天人合一”，注重“天时地利人和”；政治上德法并重，追求“政通人和”；经济上厚生利物，注重生态循环；思想文化上兼容并蓄，“和”解外来文化，形成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和谐文化的精神气质。这种和谐文化也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态，“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睦和美”、“和平共处”等“贵和”思想深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中国人信守一种求“和”的思维取向，谋求“天人和合”、人际和谐、身心和谐，从而把自然、社会与人本身的和谐共荣作为发展的目标。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需要我们挖掘儒道释三家的和谐思想并进行与时俱进的转化与创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提供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深层理念支撑。
第一，“和而不同”。“和”是指包含多样性的统一或尊重差异性的和谐，而“同”则是指排除多样性与差异性的抽象的同一。在《论语》中，孔子以“和”“同”来区分君子与小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不仅是儒家判断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而事实上对“和”与“同”的区分成为儒家和谐思想的理论前提。儒家倡导“和而不同”，高扬“贵和”精神，强调“和”有大用，以之作为协调天人、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 第二，“天人合一”。儒家继承了殷周以来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主张天人相感相通的天人合一观念。孔子认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即是人道，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达到天人相知、相通、和谐的境界。孟子从心性上解释天人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从心性出发来探讨和谐，提出性善说，以人性为中介将天人关系沟通统一起来。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宋儒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范畴，强调人性与天道的统一，主张“民胞物与”。程颢提出“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上下”。总的来看，儒家的“天人合一”肯定了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具有统一性，并视这种统一性为和谐的最高境界，由此进一步扩展为人际和谐的中庸之道。 第三，“中庸之道”。《尚书·大禹谟》中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孔子首次提出“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以中庸为最高美德。子思提出“君子之中庸，君子而适中”，又进一步提出“中和”思想。宋代二程提出“不偏之谓中，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中庸，天下之正理，德合中庸，可谓至矣”。儒家提出中庸、中和、中行、中道，包括“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两方面含义。其正面阐述是“和而不同”，反面阐述是“过犹不及”。中庸之道与中和思想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一种价值观，是儒家用来调解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道德准则，以之来维系社会秩序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