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武能安邦，组织了抵御西夏的军事防御体系，扭转了宋朝屡战屡败的局面，迫使西夏停止入侵，与宋议和；
文能治国：他担任宰执时，发动庆历新政，这是继北魏太和年间冯太后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又一次全面的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每到一任都有德政惠民，民间立祠达十八处之多。如在兴化县主持兴修的捍海堤，今尚存其遗迹，民受其惠，以至当地多有以范为姓者。
康定元年（1040年），因边事吃紧，文臣范仲淹开启了戍边西北的“战斗生活”。一直到庆历三年（1043年）回京，在两年多的时间中，范仲淹以出色的军事才能让西夏闻风丧胆，成为与范雍并称的“大小范”。韩琦在《文正范公奏议集序》中称范仲淹“文武兼备”，黄庭坚在《跋道服赞》一文中称其为“当时文武第一人”。范仲淹在西北戍边时的军事实践也成为千年来世人关注的焦点。
选将练兵积极备战
兵。这样，即可以保证边军战斗力，也可以发展地方经济。
也正是这些打牢经济基础的措施得以实施，综合国力弱小的西夏在战争中渐渐疲惫，元昊终于认识到与宋之间上策是坐到谈判桌前讲和。
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出：“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范仲淹认为边防最为需要的是合格的将帅和充足的粮草。到经略西事之时，范仲淹知人善任，荐拔将才，起用了如种世衡、狄青、张亢、王信、范全等一大批人才。
范仲淹选将才的标准是精忠报国，智勇兼备。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北宋临朝听政的刘太后让大臣举武人，范仲淹就曾向太后上谏，认为所选之人应是“忠义有谋之人、壮勇出群之士”。对于“臣僚之中素有才识（者），可赐孙吴之书，使知文武之方，异日安边多可指任，此皆育将才之道也”。
范仲淹努力培养、提高军事将领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名将狄青。狄青出身行伍，没什么文化，但作战勇敢，每次都身先士卒，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手持利刃冲入敌阵，往往所向披靡，从而大大鼓舞了士气。在对西夏战争的4年中，狄青经历大小25战，身上留下了8处伤痕。因作战英勇，狄青得到了当时主持西北战事的韩琦和范仲淹的赏识。二人对狄青礼遇有加，范仲淹还送给他一部《春秋左传》，并告诫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狄青于是潜心苦读，研习历代将帅兵法，自身修养不断得以提高，最终成为一代名将，并以武职升任枢密使而总领天下兵事，成为“右文抑武”宋王朝中的特例。
在对夏作战中，范仲淹还积极调动少数民族的积极性。他到庆州后首要事件便是“召蕃官慕恩与诸芜酋长仅八百人犒于麾下，与之衣物缯彩，以悦其意；又采忠顺者，增银带马绂以旌之，然后谕以好恶，立约来四，俾之遵向”。他还任用在羌族百姓中威望很高的种世衡为环州知州。种世衡也没有辜负范仲淹的赏识，成功地收复了世居环州的沿边少数民族，使“敌人不复近环州”。
充实军廪打牢基础
经济是战争的基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是经济的最集中体现。因此，战争是双方各自综合国力的较量。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军事力量的强弱都要依赖一定的经济基础。范仲淹清楚地知道，宋夏战争以来，陕西驻军的数量剧增，花费了大量钱帛粮草。这些物资除了部分由陕西本地供给，大部分来自中央和其他地区调拨，这直接导致了国库的空虚。为了填补这个“窟窿”，北宋朝廷就加重全国百姓的负担。
北宋的财力、物力都很困难，如何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呢？范仲淹认为，“置营田”做到农战结合，是解决军需供应问题的最好办法。他曾在陕西大开营田，其部下种世衡知青涧城置营田，成绩尤为显著。范仲淹的建议很快也得到了北宋朝廷的采纳和实施。庆历元年十二月，“诏陕西四路部置及转运使并兼营田使，转运判官兼勾管营田事”。从此，陕西的营田迅速发展了起来。实施营田的良策之后，许多荒地被开垦，增强了边防的经济力量。屯田养兵，且耕且战，有事出征，无事务农，闲暇操练。这样，既能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也能解决部分驻军的兵饷粮运问题。
为了军队粮饷的筹集，陕西的百姓总要承担支付大笔额外负担，即将应缴纳的岁赋自行运送到沿边地区，称为“支移”。范仲淹对此忧心如焚。为了减轻关中人民的支移之苦，节省转输之劳，他还提出了一个沿边驻泊禁军春夏移于次边就粮的建议。这样就可省减粮价30%以上。
为了赢得宋夏战争的胜利，范仲淹还主张在西北地区利用“土兵”驻守。以前，北宋朝廷规定所派遣的弓箭手都是三丁抽一。如果士兵被派到远方去戍守，家中还经常要派一人送食用的东西，这实际上就变成了三丁抽二。因而，农业生产就受到影响。如果多用“土兵”，就近戍守，以寨为家，家人团聚，平时生产，战时打仗，就会促进农业的发展和边防的巩固。他认为用内地之兵驻守陕西不是长久之计，“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多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他主张扩大“土兵”、弓箭手，并尽量利用“熟户”蕃兵，三者配合共同防御，以便逐渐代替内地之。
以战促和慎战安国
宋夏战争初始，宋朝君臣多持“大国心态”，不能接受西夏的不臣之举，通过禁绝互市、废除保安军榷场等措施对西夏实行经济制裁。在对待西夏的反叛态度上，当时有攻守之争，但主战派占了上风。
主战派以元昊不臣为由，主张讨伐，得到了宋仁宗的支持。从当时宋、夏实力来看，北宋明显优于西夏，故讨伐有可行性。范仲淹于1041年（庆历元年）正月上书反对讨伐，称“今边城之备十有五七，关中之备十无二三，若昊贼深入，乘关中之虚，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则朝廷不得安枕矣。为今之计，宜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边城请五路入讨，臣恐承平岁久，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国之安危，未可知也”。范仲淹还担心一旦兴兵“所伤必众”，“战事危事，当自谨守”，把国家安危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范仲淹在宋夏前线的防务实践中坚持对西夏实行清野固守的防御战略。庆历元年正月，韩琦委派尹洙去延州劝说范仲淹共同进兵，遭到拒绝。韩琦调集了所辖全军人马出击，元昊则仅用一部分将士迎战。交战不久，西夏军佯败而逃，韩琦率全部人马乘胜而追，结果被诱入到西夏军在好水川设下的包围圈内。一场恶战，宋军伤亡6000余人，韩琦被迫率残兵败将撤退。
庆历元年，西夏在连年战争消耗、严重自然灾害、损失北宋岁币、与辽交恶等一系列打击下陷于内外交困。庆历二年六月，西夏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向宋提出议和请求，宋朝又起和战之争。当此之时，宋夏双方的力量对比与战争趋向已发生转变，朝野上下反对议和的呼声日高。范仲淹却上奏朝廷，力主和议。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重订和约，随后和睦相安二十几年。实践证明，范仲淹慎战安国的防御战略颇有远见。范仲淹采取的军事战略，既有效抵御了西夏侵略，也最大限度降低了战争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