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第二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中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长期的战乱分裂，促使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
北方、西北的各少数民族内迁后，普遍开始主动向汉族文化学习，被先进的汉族文化同化，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这也使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得以在碰撞中融合，而这之中由以音乐文化的融合最为夺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化交流频繁的物质基础在于汉朝时俗乐兴起而导致的西域乐器大量东传，这些东传的乐器不久引发了中原俗乐的创作风潮，也极大地推动了各地各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
随着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传入了大量的西域各国的乐曲舞蹈艺术,来源于天竺和龟兹等地的乐曲舞蹈,不论是在共同还是在民间都受到了巨大的追捧。传统的中国乐舞,吸收了域外乐舞的不同艺术风格,焕发出灿烂的艺术光彩,为隋唐音乐舞蹈的繁盛创造了条件。
大量域外流行音乐的传入和外族音乐大家的内迁是造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音乐文化大融合的直接原因，这些流行音乐和音乐大家进入中原，不久带动了外族音乐的流行，也对本土音乐进行了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随着域外乐舞的传入,大量的外来乐曲在中原盛行。这些乐曲悦耳动听,许多旋律和节奏富于特色,颇受广大汉族人民的喜爱,因而得到较多的应用。
有明确名称的乐曲在如前所述的《隋书·音乐志》史料中有记载西凉乐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闻佛曲》；龟兹乐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
在大量的歌舞、乐器相继涌入的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多杰出的外族音乐家也一并来到中原，加之西域各国战乱频繁，一度形成了西域音乐家“东移”的热潮。
大音乐家郑译对各族音乐文化的融合贡献巨大，由于早年曾随着音乐大家苏抵婆学习，郑译深刻地理解音乐文化融合的意义，魏晋南北朝后期的音乐改革正是因为郑译的努力而得以顺利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