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诸位贤人中，杜少卿是奇士豪杰，虞育德是平凡中的真儒，庄绍光是难以出世的“隐士”，迟衡山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
读者在小说前三十回看到了太多的蝇营狗苟之流相互吹捧的画面，而直到第三十三回我们终于感受到了那种真性情的豪杰相见恨晚的一幕。迟衡山“是正牌的在野的淳儒，而且是个标准的业余宰相”，他的社会责任感在诸位贤人中最为强烈。
他没有杜少卿的洒脱，没有虞育德的闲淡，也没有庄绍光的悠然，他最大的特征就是“正”，“正”得甚至于近乎“迂”。他认为“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显然对社会政治文化环境极为不满。如果说庄绍光的态度是我道不行就退而自省，那么迟衡山就是我道虽不行仍勉力行之。
小说中贤人们祭泰伯祠的盛大礼乐活动，虽然以虞博士为首，但首倡、策划和执行的都是迟衡山。他的言行无一不体现着他的“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