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中看，应该是王安石的功绩大一些。
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冗官、冗兵，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财乏国穷；土地兼并、赋敛繁多，再加上地方官员与商人勾结巧取豪夺，广大人民日益贫困。
与此同时，拥有百万大军的北宋朝廷，对内不能控制农民暴动，维护社会安定；对外无力抵抗辽夏侵扰，只能委曲求全。
范仲淹与王安石为北宋一前一后的两位政治改革家。其中，范仲淹比王安石大三十二岁，两人所领导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前后相距二十五年。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年），范仲淹上奏《答手诏条陈十事》（《十事疏》），标志着“庆历新政”的展开。就在此前一年，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
熙宁元年（１０６８年），王安石“越次入对”标志着“王安石变法”的展开，当时范仲淹已去世十六年。
“庆历新政”历时仅一年零四个月，而“王安石变法”历时十七年之久。
我们先来看看“庆历新政”。
北宋立国至范仲淹变法已历经八十余年。这八十年间，宋朝中央集权统治由稳固而出现全面危机，冗官、冗兵、冗费，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
仁宗时，又值辽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
迨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
范仲淹认为宋朝廷贫弱的根源在于政治的腐败。他曾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其中，范仲淹认为“澄其源”的中心措施是解决“官壅于下”，即必须整顿吏治，这是一切改革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范仲淹的改革就是从整顿北宋官僚制度开始的。
庆历三年九月，仁宗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
范仲淹与富弼联合上“条陈十事”疏，提出要“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戎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十项新政，前五项都是整顿吏治的措施。
仁宗对这“十事”全部的接受，但是范仲淹的改革方案一出台便受到强烈反对。宋朝八十多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
仅仅半年多时间，范仲淹便待不住了，不得不请求离开中央到地方为官．其改革措施一次也没有贯彻执行。庆历新政流产，北宋日益衰。
再来看看“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即位第二年（公元１０６８年），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当朝最出名的政治家和意见领袖，围绕“民间工商宽松发达，而中央财政匮乏，该怎么办”的主题，展开意义影响深远的延和殿廷辩。
王安石主张开源、理财，即“民不益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则坚持克俭、节流，以民为本，天下太平。
王安石嘲笑司马光对经营理财一窍不通，司马光反驳王安石殃民祸国，这让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在两者之间摇晃不定。
当时王安石在地方上的政绩，以及思谋已久的一整套改革方案逐渐被图强心切的宋神宗看上，开始支持王安石变法。
于是，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实际上，王安石变法的大背景与庆历新政相差不大，但王安石对北宋社会的认识、他变法的途径与范仲淹却迥然不同。
王安石认为北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会理财，变法应重点放在在生财、理财上。
对于范仲淹认为的官僚政治的腐败，王安石并不认同，认为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官吏俸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薪水少了才是造成官僚队伍贪腐的主要原因。
于是，王安石上疏给官吏加薪，厚禄养廉，让他们感受到改革的好处，支待变法。
王安石的变法主要从理财着手，发展生产、增加税收，对官僚制度很少更张。他只是将反对变法的、老病昏庸、贪污腐化的官员给予闲职，或调任地方官，减少改革阻力。
同时，他还选拔勇于担当的年轻官员出任要职，主持新政。
新法的实施，抑制大贵族大地主的土地兼并，限制大商人的高利贷……社会经济迅速好转，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一倍。
可是，随着新法的实施，触动了贵族官僚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集结起来，阻挠新法，攻击王安石个人，最终迫使王安石罢相离开政府。司马光上台后，新法便被明令废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