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下楼去焙子铺买早点，发现放焙子的玻璃柜里，多了一兜一兜平常没有的提浆月饼，也就忽然意识到，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
由不住想起了小时候。那会儿每年一进九月，我们小孩儿便恨不得每天能同时撕掉两张日历，以便让八月十五早一点儿到来。不过，我们盼着过节，跟传统和文化根本不沾边儿，纯粹是为了一口吃。什么瓜果梨桃啊，提浆酥儿皮啊，还有自家做的三油三糖月饼啊，全部可以放开肚子吃，直吃的十五好过十六难活（生上气了），但到了十七，照吃不误。现在条件好了，一年四季月饼不断，过节就更别提啦。但不管怎么吃，总也吃不出自家打出来的月饼那种纯正味道；总觉得那不是在吃添加剂，就是在吃防腐剂；赶上有人送盒贴金挂银的高级货，就又像是在吃钱，直吃的嗓子眼儿发堵。
记得在计划经济时期，每到过中秋，粮站都要给每户人家增供几两油，好让大家打月饼。我们桥靠村（那时叫桥靠大队）是蔬菜大队，所以粮油也吃供应。那时粮站供应的油都是纯正的胡麻油，打月饼又香又上色。在大家生活都不太富裕的年月里，往下打省点儿油糖很不容易。有一年我同学家打的月饼就因为油糖不足而瓷崩崩的，咬上去像吃死面焙子。我们家呢，不是我爱夸，真的，材料充足，工具冲手，手艺过硬，也就保证了月饼的质量，谁吃了都是赞不绝口。还有就是，我妈在和月饼面的时候，总要加几滴我爸从呼市乳品厂拿回来的做牛奶冰棍儿时用的食用香精，这就让入瓮的月饼在回潮时，多出一种百果的清香。
计划经济时期，除了过八月十五，平常根本见不到月饼。那几块儿月饼现在看来平常的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可精贵的厉害，只能先好好放起来，等到十五晚上供完月，才可以用刀切成小牙分着尝尝。
左盼右盼，终于有一天午饭后，我妈把早已准备好的白糖和胡麻油拿出来，又和大奶奶借了杆秤，按三斤油三斤糖和十斤面的比例，从凉房的大瓮里秤白面。我妈先把油倒在大铁锅里烧开，再晾到微热，接着把大盆里的白面中间扒拉出一个坑儿，端起锅，慢慢把油倒进去。我妈用铲子搅拌热油和面粉的过程不紧不慢，很是悠闲。等拌的不烫手了，就撸起袖子双手开工，像做油酥一样往匀搓。搓好了，在往里稍微撒一点苏打粉，一点碱面儿，再把用少量热水化开的白糖倒进去。只一会儿功夫，打月饼的面就光溜溜的和好了。随后，我妈在那块油渍渍的超级面块儿上，像拍小孩儿屁股似的，很有弹性地拍了两把，就用锅盖盖上，说是要等面饧到了再烙。
打月饼可是个需要耐性的活儿，急不得，也躁不得。开始烙时，我妈先均匀地下了剂子，然后一个个揉匀揉光。擀好的坯子真像十五的月亮，圆溜溜的。等擀到刚好够烙一饼铛时，我妈就放下小巧的擀面杖，用完整的大料荚沾上胭脂，挨个在月饼坯子的正中间，按一朵喜庆的红花，再用黄铜镊子捏压出好看的波浪纹儿，并用软毛刷刷上油，然后一个一个摆放到饼铛里。反正每道工序都做得特认真，仿佛她手上翻弄的不是月饼，而是一件件待烧的上等瓷器。
整个下午，我们用贪婪的眼神，看我妈不停地给饼铛里的月饼翻身。在热烘烘的香味里，一铛接一铛厚墩墩的、让人垂涎的家做月饼，相继诞生。我一边管理自己的口水，一边帮着把烙好的月饼摆开往凉晾。但不管怎么香，热月饼是万万吃不得的。我妈警告我们说，一旦吃伤了胃，往后，就再也不能吃月饼了。
黄昏过后，当我妈把那个用锥子刻上桂树、玉兔、花纹、和一个大大的“月”字的大“月光”小心翼翼地安顿到饼铛里时，打月饼的事儿，基本就大功告成了。但最费功夫的，正是这个被称为“月光”的大团圆饼。整个晚上，它都躺在不软不硬的余火中，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彻底靠熟。每年我家打完月饼，我们的铸铁饼铛和黄铜镊子，甚至连胭脂酒盅，都要被东家西家借去一用。
打好的月饼，是要和亲朋好友们分享，而送月饼的工作，基本在节前的五六天内，就由我和我姐去完成。那是没有食品袋，我妈用纸把月饼分好，每包是双双对对的八个，吉利又吉祥。我们骑着自行车，给住在内蒙医院后面的姥姥和二姑送，给住在村子里的所有亲戚送，当然，也有各路亲戚家的兄弟姊妹提着月饼送来我家。我们送去的和收到的，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同一种美好与快乐。
那时，不是我们不愿意去供销社或糖酒门市部里买月饼，一来缺钱缺粮票，再者又是按户供应，根本满足不了礼尚往来的需求。况且，只有把自己亲手做出来的月饼送给亲戚朋友，才显得更有诚意。我喜欢吃家做月饼，自己的麦子，送到磨坊里磨成面；足油足糖的胚子躺进灶上的饼铛里，小火慢靠，等熟了，水分几乎消失殆尽。无任何防腐手段，但却很耐储藏。晾凉的月饼被放到瓮里。同时放进去的，还有几个用来提味的槟果。节前节后来了客人，去凉房里一掀翁盖拿两个，切成小牙儿摆在盘中。客人掰一块儿送到嘴里，又潮润，又瓷实，又香酥，边吃边说好。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和我爸所在的东门外青年商店，每年都要去北京往回拉盒装月饼。花好月圆的盒子，也不贵，八个装，才卖四块多钱，好像还收二斤粮票。那花色可就多了。有枣泥，有豆沙，有玫瑰，有红白莲蓉，一个比一个好吃。但再怎么好吃，也敌不过家做的。
那时卖月饼的商家也很苦恼，货进少了吧，不够卖；进多了，一到八月十六，降价都无人问津。究其原因，月饼只是个应景儿的东西，人们的生活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天天吃月饼的程度。所以，为了在八月十五前把月饼全部出手，除了守店的，当经理的我爸，还要派出几路人马上街摆摊设点。设点也有学问，地方选不对，就会被工商部门以没有出摊证为由罚款或没收。我们每年的摊位都很固定，一处设在呼市乳品厂西门外，那里是我爸工作过多年的地方，如有事，厂里就会有人出来给说话。另一处设在我们桥靠电影院门前，而且这个摊位一般由我和商店另外一个员工守着。一旦工商来找麻烦，提一下村支书、也就是我的二大爷王学勤就没事啦。最后一处是小范围流动的，就在我们青年商店门前的东风路上，区间为今天的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到十四中之间。这一处有点儿守家在地的意思，基本没人找麻烦。在我爸的安排下，青年商店每年的月饼都会尽数卖光。但很多店铺运气不好，每年或多或少都要剩下一些。所以，有那么几年，正月里人们提来提去的点心盒子里，打底的几乎全都是商家存放了半年来天气的提浆月饼，拿出来敲一敲，硬的能打死人。
有一种月饼我们青年商店从来没有进过。那是呼市一家糕点厂生产的，外包装像个斗地主时用的高帽子，毫无美感可言。里边儿裹着的，是由大到小摞在一起的七八个提浆饼，最上头，还有一个不伦不类的面桃。有一年正月里，我家收到很多盒子点心，节后我们逐一打开，除了零星的棋坨子一样硬的提浆饼外，有一盒里，居然惊现一个粉艳艳的干面桃。那个面桃喂狗的时候我把它泡到了狗食盆里，但好几天过去了，它还被狗当成玩具，当啷当啷舔着玩儿。
最难忘的月饼，是我爸从南京邮回来的一小木头匣子南味“酥皮儿”。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工作原因，我爸无法赶在中秋节回来和我们赏月团圆，但牵挂和思念，却随着月饼，千里迢迢的赶了回来。
改革开放后，有了自由市场，也有了专门加工月饼的地方，这样，稍微懒惰或喜欢新生事物的人家，便不再自己动手。大概是一九八六年，呼市乳品厂劳动服务公司也紧跟潮流，中秋前利用烤面包的机器搞起了来料加工。那时，我已从乳品厂调到五四商场的振华商店，又从振华商店调到青年商店，但我妹妹又被安排到了服务公司。有一天，我同学找见我，想让我到厂里给她找人走个后门烤点儿月饼。我心说多大个事儿还用找关系。可等我领她去那儿一看，人多不说，还都是厂里的家属啥的，根本不好意思开口走后门儿。我替她整整排了一天半的队，终于加工好一箱子月饼。但没过几天她就打电话问我，说她家的月饼为啥全都起绿毛啦。我也疑惑，问我妈，我妈说萝卜快了不洗泥，那是生油和面的缘故。这我才知道我妈为啥始终对加工月饼不感冒，而非要一头水一头汗热油把火的自己打。
到九十年代，呼市又时兴起了加工丰镇月饼。那时我已成家，有天回桥靠，从西进村往东走，还没走到大队房后头，一股浓郁的月饼味儿就扑鼻而来。原来，丰镇的老师傅在我回娘家的必经之路（号称桥靠新闻中心的丁字街口）上用泥和砖头垒起一个土烤炉，而且已经开工烤月饼了。这以后的半个多月里，村子的上空，终日弥散着烤月饼的香味。来加工月饼的村里人和周边的市民，人都站在一边儿，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的谈笑；那些将要变成月饼的面和油糖，却代替主人，在土烤炉旁排起了浩浩荡荡的长队。但此时，我妈依然坚持自己打月饼，她说只有这样才有过节的气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打的月饼不仅好吃，而且意义不同，可以给远在深圳的妹妹和妹夫邮寄一些。
2003年非典过后的秋天，因为城中村改造，桥靠村已经被拆的七零八落，大部分人家的房子已拆除拆，搬到桥华世纪村的楼房里居住，我们在北二环外买的独体二楼也已装修完毕。但我爸我妈没有急着搬家，他们说还想在桥靠村83号（后来村里重新编排时又成了致富路92号）的我们高家大院里，过一个热热闹闹的中秋节。这一年，我妈照样打了一大坛子月饼，还买了一个带馅儿的月光。十五的晚上，我们都早早的领着孩子赶回去。吃过团圆饺子，喝过团圆酒，我们把条桌搬到院子里的沿台上张罗着供月。我妈用西瓜剜出一个花篮，孩子们忙着往花篮周围摆放月饼和水果。村子里没拆的人家已寥若晨星，所以为了气氛浓烈，我们在我爸的带领下，燃烟花，放爆竹，并点起一堆代表喜庆和兴旺的篝火，坚守着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桥靠村的最后一个中秋之夜。
为了留住那天的美好，溶溶的月光下，我们用镜头，记录了一切。
现在，为了生活的方便，父母早已从北二环外的小楼，搬回城里花园般的高档住宅小区。现代化的小区什么都好，但是有一点不好，煤气火和电火，根本不适于打月饼。但我妈有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每年中秋前，她一定要去团结小区定制几十个和家做月饼有点儿相似的烙制月饼，给我们每家都分几个。
在我们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供完兔爷，我妈便把那个象征团圆的“月光”，用刀均匀地切开，每人一份。后来爷爷去世了，我们也陆续出嫁，但每年的中秋节，我家依然供月，也依然把买来的团圆饼，均匀分开，每家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