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是谁？
张浩是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甚至可以说他是奠定了今天革命成功以及一代开国领袖群体真正历史地位的人，也是不为过的。张浩就是林育英，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即加入了中共，是中共湖北组织的发起者，创始人之一，更是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
其一生功勋卓著，长期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和领导革命斗争。尤其是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为了向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共产国际决定派林育英回国，林育英化名张浩，由外蒙入境，扮成商人，带着密电码，牵着骆驼，跋山涉水，月余后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漠，终于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找到了与共产国际长期失去电讯联系的中共中央。
林育英的到来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里程碑式般的大事，它不仅让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开始恢复了联系，首先在1935年12月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育英向大会传达了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为之后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奠定了思想基础。更是为了中共的内部统一和以后形成的领袖团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时的中共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组织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1935年12月底，中央决定，请作为共产国际派回国内的代表，身负着传达共产国际最新精神和指示的张浩担任说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工作。由于战略意见上的分歧，包括私欲的膨胀，彼时作为中共及红军领袖之一张国焘一意孤行，率红四方面军于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当然，这个自封的“中央”并没有经过党代表大会的民主选举，更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当然也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以党内纪律来看待，是绝不允许和“非法”的。张浩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个重任，在历史的分岔口上，正确地站在了陕北一边，从此，中国革命从武装斗争到建国的第一代核心领导团队，渐成其形。
时间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共正是处于最危险的时期，也是斗争环境最为残酷的时期。在军事上，国民党军（包括各个地方军阀）不断地围剿着中共各个苏区；在“暗战”中，几乎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在血淋淋的白色恐怖之下，上海成为了国共“地上地下”斗争的桥头堡，出卖和坚持，叛变与忠诚互相交错着。
1931年，中共的高层经历一次震动，中共高层领导之一，原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总行委主席团成员（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还曾一度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在武汉叛变。一时间，在经过了“四一二”血洗之后的中共组织再次直面生死考验。而这一次，从今天已知的历史来看，远比“四一二”更为凶险。因为顾顺章彼时在中共内部地位之高，掌握机密情况之多，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他不仅仅是一名中共高级领导，更是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包括交通系统的创始人，负责人之一。手上有着几乎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高级领导信息。而他的私心（包括抓捕他的国民党中统元老蔡孟坚的私心），让潜伏在国民党特务机构最高层的中共“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挽狂澜于刹那间，在电光火石之间，发出了警报，挽救了中共中央。
但损失总是不可避免的，顾的叛变，随之而来的便又是一次“集体的倒戈”，不少跟他关系不错的人追随着他，成为了叛徒，而叛徒再次出卖，被抓捕中的意志不坚定，或贪生怕死的也成为了叛徒，并且和国民党军警宪特一起，对自己昔日的战友举起了屠刀。上海滩，或者说整个江南地区又一次血流成泊。
凤凰涅槃，中共置之死地而后生，面对日益压缩的生存空间，保卫中央变成了白区工作的重中之重，首当其冲的就是重建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鼻祖组织，在今天，仍旧有着神一样的传说。而在当时，它也已是千疮百孔，这个组织曾经的负责人顾顺章，也可以说，他亦是它的缔造者之一，也亲手将这个组织的1.0版毁于一旦。
中共最初形成组织系统的情报保卫机构，从领导层来说，是当时的中央特委，中央特科是它下属的执行单位。中央特委由三名委员组成，即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此时，因为顾顺章的叛变，包括他出卖的向忠发（叛变，但被国民党处决），只剩下周一人独力支撑大局。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特委，包括中央特科重组。周恩来，陈云，赵容（即康生），潘汉年，邝惠安（龚昌荣）成为新的中央特委委员，及特科领导。其中，周恩来负总责，陈云（先生）接掌了中央特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小开）接替以后的共和国大将陈赓，兼二科科长；赵容（老板）兼三科科长，中共的袖中利剑，三科的“红队”队长由邝惠安接任。新的特科领导办公机构，由潘汉年亲自勘查选定，设在了上海广东路（俗称“五马路”）的一个写字间里，对外公开为“煤球制造厂”。“先生”、“老板”，“小开”时时汇集与此“谈生意”。新的二科（情报科）的办公地点则假座于北京路的某条弄堂之内。
潘汉年，中共最杰出的情报（统战）大师之一，由此，从一个文人（从原来的中共文宣系统，左联领导）转岗走进了更为隐秘的世界，在黑夜中开始熠熠发光。
新的领导层组建完毕，可是处境却更加危险。社会上，国民党军警宪特肆意搜捕中共党人及社会进步人士，随时都有可能有人被抓捕，又有人叛变再次出卖。
锄奸与营救成为新中央特科的首要任务。完成任务的关键便落在了潘汉年领导的二科（情报科）身上。在情报界初出茅庐的潘汉年首战便立下了大功，他在没有情报来源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缜密分析，以及和以前在文化界的打交道的人事基础，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的信息掌控，使得邝惠安率领“红队”精确的在龙门路设伏，在公开的场合下处决了这个手上沾满了中共党人鲜血的刽子手。让一度以为中共保卫力量已经危若累卵的国民党再一次震惊，而中共情报保卫系统则再一次声名鹊起。这无疑震慑了反对力量和变节者们，同样也对社会宣告，中共依旧存在，它的火焰依旧熊熊燃烧着。（关于如何侦察王斌的情报信息，择日再开一篇）
然而，情报由公开搜集和内线信息组成，公开搜集的情报信息此时于事无补，或者说只能是事后知道的消息，更为关键的内线情报，也因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破坏殆尽。钱、李、胡均已经撤往苏区；同样传奇，却在今天已经默默躺在历史书箱底下的潜伏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宋再生，宋启荣兄弟已经深陷囹圄，最重要的情报关系杨登瀛业已暴露。要想让中央特科真正的复苏，充满活力和战斗力，让中共中央处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潘汉年亟需建立起自己的内线渠道。
一个人进入了潘汉年的视野，他叫沈寿亚，当时正担任国民党上海党部负责人的吴开先手底下做文书。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当年还归属于江苏，今天上海境内的青浦练塘镇，出了两个有名的组织部长，一个是中共的陈云，一个便是国民党的吴开先。二人在家乡还可以说是邻居，却在三十年代前期的上海，互为敌手，各自领导着自己的人马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暗战”（在抗战初期，吴开先曾作为国民党特工组织潜伏在上海的首脑之一，其作为应该是可圈可点的。虽然，后来奉重庆之命投身汪伪，任伪组织部副部长）。
这个沈寿亚也是练塘镇人，和这二位也都熟悉。更值得一提的是，沈寿亚原本也是中共的领导干部，曾担任中共嘉定县县委书记，代号：老枪。在风雨飘摇的年代，因为各种原因吧，他脱离了自己的队伍，投奔了另一个老乡，做起了小笔吏。
潘汉年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没有发现其有变节行为，没有出卖过自己曾从事的中共工作内容和当初阵营里的同志。并且，在暗中他还和一些中共人员有些往来。详细考虑之后，报请了陈云同意，潘汉年决定对其重新策反，为中共情报网在国民党内部重新布下一枚棋子。
沈寿亚在国民党机构里，职位很低，接触的机密资料彼时相当有限，这正好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发展位置。 通过可靠的关系，潘汉年开始通过“中间人”接触沈寿亚。果然，沈寿亚立刻回应要为组织工作，并且提出可以离开国民党的单位。潘汉年再度让人传话，让其稳定，其在国民党内部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要“放长线钓大鱼”，并且，这也是组织对其的考验。
沈寿亚听从了安排，开始在国民党市党部里，表现出“兢兢业业”，给老乡也是大老板吴开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国民党特务破获中共闸北罢工行动委员会，其中，这次行动是一个叛徒的告密，并且，其也身藏在被捕者中。但是，其出卖的领导因为赴外地办事，并没有在此次搜捕中被抓获，而叛徒因为怕暴露，也没有携带证明其身份的“小蓝本”，叛徒急于出狱去诱捕中共领导，却无法向特务证明其身份，在一来二去的“折腾”中，不仅让那位领导摆脱了险境，也因为叛徒在狱中反常的表现，引起了中共的警觉。当叛徒终于出狱，准备奉命再度潜入中共组织，已经被中共组织切断了一切关系，成为了国民党“反间”行动中一个“鸡肋”人物。
而这个事件却给沈寿亚提供了一个奇迹，他趁机按照潘汉年的部署，向吴开先进言，在以后的自首分子登记中，应该加进照片一项，以备再度混乱，耽误了时机。吴开先立刻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马上同意并交待执行。同时，他觉得沈寿亚作为老乡和部下，能为自己和党国所着想，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便将沈寿亚调为登记员，直接办理此事，直接和那些隐秘的自首变节人员打交道。如此，一个职位并不高，却能掌握中共叛徒信息的“钉子”牢牢的扎在 国民党上海特务指挥机构里，而且，就是通过这个内线关系，向中央特科及时报警，让处在危险边缘的张浩夫妇在最后一刻摆脱了险境。
张浩此时刚从满洲关东军的监狱出来到上海不久，身心皆遭摧残。在上海，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全总及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堡垒的坍塌往往是内部出了问题，这次也不例外，张浩的身边出现了叛徒，而这个秘密自首投敌的叛徒正是张浩曾极其信任的小舅子（张浩的夫人1926年加入中共，亦曾是中共情报系统成员。在张浩还未到上海之时，便已经在沪被捕入狱，与其一起身陷囹圄直至1935年的，是当时她和张浩四岁的儿子）。
负责该叛徒自首登记并拍照留底的正是沈寿亚，叛徒首先就是将张浩的信息作为邀功的敲门砖，沈寿亚感到了事情紧急，立刻向中央特科潘汉年发出了紧急警报信息。而变节的张浩妻弟则被吴开先布置他继续与林育英来往，预谋发现中共隐蔽组织的上下左右关系后一网打尽。这也给最后的脱险争取了事件。
一开始，林育英不相信妻弟会出卖自己。结果，沈寿亚将登记存底和相片弄出来交给潘汉年，一一对比作证，林育英终于相信了，迅即在组织的安排下，隐藏了起来，然后，离开上海。
当然，叛徒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35年，还是刚刚跨入情报界的潘汉年，其最辉煌也是最苦难的事业由此开始一步步走向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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