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君（ID:changan-j）：今年的高考，一位家境贫寒的姑娘钟芳蓉，以676分的成绩报考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她说自己是受到了敦煌研究专家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才决意于这个选择。
被誉为“敦煌的女儿”的樊锦诗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1963年她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深居大漠五十多年，她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守护莫高窟。但少有人知，在漫长的艰辛的孤独的岁月里，她也曾多次想过离开敦煌……
“我其实想过离开敦煌”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20世纪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语，那时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研究所绝大多数人员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国家才给拨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楼。当时的整个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和外界联络非常困难。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东西。
在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刚分配到敦煌的时候，我时常想念北京大学的食堂，想念学五食堂的饭菜，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办公室。
我刚到莫高窟实习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
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洗完之后发现头发还是黏的。两个多月的实习，一直到离开敦煌我也没明白，为什么洗了头，我的头发还是会发黏？后来才知道敦煌的水碱性很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结出的碱。
到敦煌工作后，我发现敦煌当地人用洗衣粉洗头。后来我回上海探亲时，每次总要带一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带洗发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带什么洗发产品，因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但刚开始我也时常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
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我一直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后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1968年，我怀了第一个孩子。就在临近分娩前的一个多月，我接到通知，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没多久，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我发现自己的小便有血。我没有任何经验，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经验的女同事咨询，她告诉我这是见红了，哪儿都不能去了，必须马上去医院。
可当时老彭在武汉把一切都准备好了，而我这边什么准备也没有做，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
我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只带了一些碎布，准备给孩子当尿布用。我很害怕因为自己下地干活的原因，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那怎么面对老彭？我当时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那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现在想来，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当产妇的病房，可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
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敦煌医院的护士长真好，见我不在病房就到处找我。等找到我之后，她见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宽慰我：“你怎么在这里散步啊？外面冷。你马上就要做妈妈了，可千万不能着凉。”我说：“我难受，想走走。”
看得出她非常心疼我，她说：“好啊！那我陪着你吧，咱俩回病房聊聊天。”
就这样，护士长把我搀回了病房。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发现床单湿了，以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护士过来按着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孩子出生了。
孩子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怎么办？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权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孩子那么小，医生说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流。
医生接着问：“你怎么是一个人？你丈夫呢？”我说：“我丈夫还不知道。”医生惊讶地看着我：“那赶紧找人给你丈夫打个电报，告诉他你生了个男孩。”
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武汉发了个加急电报。等老彭挑着担子到医院找到我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那时我再也控制不住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
老彭接到电报后，立即担了满满两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车。他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出发，到郑州换乘火车，又经过两天两夜，到达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在柳园火车站又换坐了长途汽车才到敦煌。当他听说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时，难过得直掉眼泪。
那时敦煌的医院条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两张病床，住了两个病人。老彭没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后，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间房子里，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来的担子是个“百宝囊”，里面什么都有，几经周折，居然鸡蛋一个都没有碎，他真了不起。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彭怕没有长辈在旁边指点，我又完全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所以特地随身带了一本《妈妈手册》。多长时间喝水，多长时间喝奶，孩子哭闹是什么原因，手册里面都有。后来我就根据这本《妈妈手册》把孩子带到了一岁多。
产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里很难过。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离孩子满月还差十天左右，武汉大学就来电报催老彭回去。我说老彭你走吧，心里当然非常难过。老彭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带孩子，就靠那本《妈妈手册》。渐渐地我觉得自己没有奶水了，就自己动手熬小米汤，炖羊肉汤。我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怜了，到时候让老彭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挺照顾我，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从生下来就没有生过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场。但问题很快出现了，我休完产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办？
我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只有捆在襁褓里，临走之前喂饱了让他睡，中间回来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个月了，还继续捆在襁褓里。大家都说绝对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孩子大了他会挣扎，如果不巧绳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险。
从此，我上班的时候总是提心吊胆，只要回宿舍远远听到孩子的哭声，我心里就踏实一些；如果开门看见他冲着我笑，我就赶紧去亲他；如果没有孩子的声音，我就会担心是不是出事了？
敦煌四五月份的气温还比较低，屋里需要生炉子。有一次我临走的时候把炉子给挡上了，没想到孩子滚在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这件事情让我非常后怕。所以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送哪儿呢？最后我们商量后决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儿，请老彭姐姐帮我们带孩子。
1973年10月，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还只得请老彭姐姐继续帮着带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导致了严重的哮喘。后来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霉素。可能是遗传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丢了性命。
1978年，老大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老二也已经五岁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孙子，负担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后，做了个决定，这次把老二从河北老家接回武汉之后，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调离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时候，已经两三年没见到孩子了。
我进了院门，见门里面有个小孩站着，黑不溜秋、一丝不挂，我以为是邻居家的小孩，也没在意。进屋看见大姐，我说：“大姐，我来了。”大姐说：“你来啦，你没见你儿吗？”我说：“没见到啊。”她说：“刚才就在门边啊。”
过了一会儿，大姐去把他领了进来。我这才反应过来，刚才那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男孩正是我的儿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泪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妈，我一听是一口河北话。
我先把孩子带到北京，在北京买了火车票，我们母子俩再一同坐上回武汉的火车。我们一家四口终于团圆了。
武汉大学的宿舍，房间非常小，我们四个人就挤在一张床上。我看着他们父子三个，心想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
那怎么才能离开敦煌呢？
有人给我支了个招，说只要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这个脱岗的办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他们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汉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不知为什么，我经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潜意识中总是牵挂着敦煌。我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尽管嘴上说不再回敦煌，但是心里没有放下。我越犹豫，心里就越想着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们都睡了。我还是睡不着，起来翻书。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捧起了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1979年，我带上了老二晓民，重返敦煌。我在敦煌，一方面应对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尽量带好孩子。
老二在我身边有两三年时间，但我意识到孩子在莫高窟这样的学校继续学下去不是长远之计，无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学。老彭借探亲之机，到敦煌就把晓民带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儿。在上海过了两年后，我姐姐说孩子不好好上学，经常独自跑掉，这使姐姐和母亲担惊受怕，要我把孩子领走。
1984年，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从上海接到武汉，从此他一个人带了两个孩子。我觉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怜。
我和老彭是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老彭是我们班上的生活委员，同学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大臣”。
我一直叫他“老彭”，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白头发就很多，我心想这个人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多白头发。他和我们班同学的关系都很好，因为他办事认真，有责任心，给人的印象就是个热心诚恳、非常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老彭对我格外照顾，可我对恋爱非常迟钝。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回我去图书馆，发现已经没有位子了，我就看见老彭在冲我招手，原来他给我留了个位子。这以后经常是他先到，占了座位就给我留下。
还有一次老彭带我去香山玩，爬到“鬼见愁”，实在口渴得很，老彭就去找水。估计是买不到水，他买了点啤酒回来。我说我从来不喝酒，他说喝一点没事儿，啤酒也能解渴。谁知道我喝了一点点就晕得不得了了，路也走不动了。
他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从来不喝酒，是你说没有关系，我才喝的。他就耐心陪伴我在那儿休息，直到我酒劲儿过去慢慢缓过来。
大学四年级的暑假，我姐悄悄告诉我，说是家里给我相中了一个人，这个人我根本没有见过。因为我不愿意，所以我就向父母说明自己已经有意中人了，他出身农村，是我北大同学。我之所以要告诉父母，是不想让二老再管我的婚姻。
我和老彭之间没有说过我爱你、你爱我，我们也就是约着去未名湖畔散步，快毕业前我们在未名湖边一起合影留念。毕业分配后，老彭去了武汉大学，我去了敦煌。那时候我们想，先去敦煌一段时间也很好，反正过三四年后学校就可以派人来敦煌替我，到时候还是能去武汉。北大分别的时候，我对他说：“很快，也就三四年。”老彭说：“我等你。”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就是十九年。
分开的这段时间，我们每个月都会通信。因为我写的字比较硬，老彭的同事以为来信的是个男同学，不知道他已经有了女朋友，还热心地给他介绍对象。
1965年秋天，老彭主动来敦煌看我。那是毕业之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常书鸿先生十分重视，特地打着武汉大学要来个教授的旗号借了辆车去接老彭。老彭的同事这时候才知道，原来那位敦煌的同学是个“飞天”。我的同事也很关心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就让老彭住到同事他们家里，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常书鸿和几位敦煌研究院的老先生对老彭都很好。
那些日子，我带着他看了敦煌的许多洞窟。从考古到艺术，我们俩无话不说，一直说到深夜还觉得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关于我们的未来，谁也不敢轻易触碰。
两个人相距万里，难道将来的每一天都要承受这种两地分离的痛苦吗？如果病了呢？如果需要人陪伴呢？如果有了孩子呢？许许多多的问题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种极度的幸福和极度的茫然中，我们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八天。老彭快走的时候，我还带着他去爬鸣沙山，我们在山上还留了影。
他要回武汉的时候，我去送他。老彭拉起我的手，轻轻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等着你……”我流泪了，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我就一直怔怔地看着汽车开走，前方是他的路，背后是我的路。虽然他说“我等着你”，已经明明白白告诉了我他的心意，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一些，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我的喉咙口。这是我所期盼的，又是我所无法承受，无法给予回报的。
后来我们结婚，再后来有了两个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解决分居问题的时候了。
老彭当时急切希望我尽快调往武汉。儿子也特别希望我调去武汉，因为武大那时盖了一批教工家属楼，符合入住条件的老师都搬到家属楼去了，儿子的小伙伴也都搬了。由于只有老彭一个人的户口在武大，不符合条件，儿子就特别着急，写信抱怨此事。
可是这时的我犯了犹豫，既对老彭有感情，想念孩子，想去武汉；又对敦煌产生了感情，想留在敦煌，为敦煌干点事。不过即便在为调动的漫长拉锯阶段，我们俩都从没有为此红过脸。
1986年，为了我们俩谁调动的问题，甘肃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竟各派出一位干部找到了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后来武汉大学没办法，就让老彭和我自己商量决定。就这样，老彭最后做出了调来敦煌的决定。老彭说：“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其实，如果老彭坚持不松口，我最后肯定只能妥协了，但他知道我心里离不开敦煌，所以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武汉大学。
我最感激老彭的就是，他在我还没提出来的时候，自己提出调来敦煌。如果他不提出，如果那时候他拿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也许我就去了武汉，因为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甚至离婚，我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他没有，他知道我离不开敦煌，他做出了让步，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
等到我们一家真正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是1986年了。老大都念高中了，老二也念完小学。我有一句话跟好多人说过，我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一般的家庭都会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最终散了。但是他为我做了让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也放弃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遇上了老彭这样的好人，是我一生的幸运。
到了敦煌后，老彭放弃了商周考古的教研事业，改行搞了佛教考古。他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石窟两百多个洞窟的清理发掘工作。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是研究所成立四十多年以来想搞清而没有搞清的问题。老彭很热爱这个工作，一跟人说起北区，就兴奋得停不下来。
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被认为是开辟了敦煌学研究新领域。老彭年过五十之后放下自己做得好好的事业，从讲台到田野，一切从零开始。他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于老彭和我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老彭这一生不容易。小时候家境贫困，是兄嫂带大的；娶妻生子，两地分居，家也不像个家；自己开创的考古专业为了我而中途放弃；还没等享受天伦之乐，晚年又得了重病。
他第一次得病是2008年秋天，在兰州检查确诊为直肠癌。记得当时他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情况不好，他说：“我查出来了，直肠里面有个疙瘩，怎么办？”
我就联系兰州的同事陪他继续检查，又给北京、上海到处打电话，最后在上海找到了一位专家。我陪他去上海住院、做手术和治疗。手术很成功，治疗的结果亦很好，没有复发。
从2008年到最后走的近十年时间，他过得还是很愉快的，有时出去开会，有时出去游玩。老彭很早就喜欢玩微信，那时候我都还不会。他也愿意散步，喂猫，到接待部和年轻人聊聊天。我每年都让他到上海体检。
我和孩子们交代，他喜欢的皮鞋、衣服就在上海买。他退休之后，我们俩一起到过法国，他自己还去过印度。我工作以来只疗养过一次，就是2015年和老彭一起去贵阳。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他。我忙，他生病后我不让他做饭，早上、中午两顿都是他去食堂打饭，晚上就熬点稀饭，他还承担了洗碗。这一生都是老彭在照顾我，家务事是他帮我在做。其实他不太会做饭，但只要他做，我就说好吃好吃。他爱包饺子、爱吃饺子，馅儿调得很不错。他喜欢吃鸡蛋羹，却总是蒸不好，我告诉他要怎么蒸，怎么掌握火候才好吃。
我蒸的鸡蛋羹他就说好吃，他满足的样子像个孩子。他从农村出来，一直很注意节约。以前在武汉大学住的房子后头种了丝瓜，孩子吃腻了就不吃，他对孩子说：“有丝瓜吃就不错了。”
他2017年第二次生病，来得突然，来势凶险，发展迅速。年初突然胃口不好，后来出现晚上睡觉时，前半夜胃部不适，后半夜腹部不适。我还以为是他消化出了问题，后来吃了点胃药也不起作用。
我建议他给上海熟悉的专家打电话询问原因。上海那边听他电话里描述的情况，判断他可能是胆囊出了问题。我就让他赶紧去敦煌的医院检查。谁知老彭被叫住院了。
我到了医院，院长给我看了给他拍的CT，我一看就傻眼了，院长说老彭患的是胰腺癌。年初，春节没过完，我就送他去上海住院治疗。医生为他做了磁共振检查，后来又做了一次CT，确诊老彭患胰腺癌。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几乎绝望，浑身无力，实在难以接受，心里一直在想怎么办？怎么办？我请求医院设法救救老彭。
医生耐心地给我解释说，胰腺癌一旦发现就是晚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美国的乔布斯也是死于这种病。要么开刀，我们把你当朋友，跟你说实话，他这样的年龄，如果开刀就是雪上加霜。
我把孩子们叫来一起商量，最后定下的治疗方案就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不搞抢救。老彭他自己不问是什么病，跟大夫相处得还挺好。我没有勇气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也不让我说，医生亲自告诉老彭，说你得的是慢性胰腺炎，这个病不太好治，要慢慢治，希望他不要着急。
在老彭整整六个月的治疗过程里，我几乎天天来往于旅馆和老彭的病房，也经常与医生联系，商量如何治疗。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心里还是想不通，他怎么会得这个病？像他这样好的人不应该这样不幸，为什么老天爷偏偏要让老彭得这个病？我查了一些资料，所有的资料都显示胰腺癌是不治之症。
老彭很相信医生，从来不跟我打听病情，其实少知道点也有好处。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死亡，我想说死并不可怕，每个人都会死，但最好是没有痛苦地死去。治疗过程中的前三到四个月，老彭的情况还比较稳定，心态也比较乐观，饮食也还不错。他说治好了，要给大家发红包。我问他给不给我发红包呀，他说那我也给你发红包。他很愿意跟人聊聊天，有时候和医生也能说上好一会儿，我就叫他少说几句多歇息。
那时候他还会看看电视，听听歌，我也不太愿意跟他聊痛苦的事。有时候我让他吃一点酸奶，他说不吃，我说就吃一口吧，他又让我先吃，然后他吃了还说：“甜蜜蜜。”我心里知道，虽然我们努力帮助他减少痛苦，但毕竟这个病很折磨人，要做到完全不痛不难受基本不可能。
到后来，我搀着他走路的时候都能感觉他浑身在发抖。他说自己又酸又胀又痛，还跟我说想要安乐死。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知道他一直在和病痛做抗争，我能做的就是请大夫想办法，缓解他的痛苦。
老彭特别坚强，痛到那种程度了，他还坚持要自己上卫生间，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什么姿势对他来说都很难受，但他也没有叫过一声。一看见医生来查房或看他，他还露出笑容，稍微好一点点就又有求生的希望。我心里明白，他正在一天一天慢慢离我们远去，直到最后看不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想各种办法，好好护理他，不让他受更多的罪。
有一天，我轻轻摸摸他的额头，他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抬起身子，把我搂过来吻了一下。他走的那一天早上，医院五六点钟就来了电话，说老彭心率、血压下降，我想他可能不行了，就急忙往医院赶。我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昏迷了，我就大声叫他：“老彭！老彭！老彭！”我一叫，他就流眼泪了。听人说弥留之际听觉是最后消失的，我想他应该是听到了，那是中午12点。
老彭走后的半年，我瘦了十斤。按照他和我的想法，后事越简单越好。我向研究院报告了情况，叫院里不要发讣告。老彭是7月29日走的，我们31日就办了告别仪式。我没有发言，两个孩子也不让我发言，他们就代表家属发言。我想把老彭带回敦煌宕泉河边。两个儿子说，你带走了我们看不见，所以骨灰暂时存放在上海，他们清明、立冬，还有一些节日，都会去看看。
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了敦煌。一切都是老样子，只是我的老彭不在了。
我早上就弄点饼干、鸡蛋、燕麦吃，中午自己去食堂打饭，一个人打一次饭就够中午、晚上两顿，晚上有时候也熬点小米粥、煮点挂面，就像他在的时候一样。
其实，我一直觉得他还在，他没走。有一次别人给我打电话，问你现在跟谁过啊，我说就我跟老彭，对方一下不说话了。每次出门，我都想着要轻点关门，老彭身体不好，别影响他休息。我把一张他特别喜欢的照片放大，就放在我旁边。2019年除夕那天，我跟他说：“老彭，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