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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建国初期广西匪患如此的猖獗？
一、当时的广西省委制订政策出现了偏差
面对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处心积虑，隐蔽力量，散兵为匪，矛头直指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人民政权，当时的广西省委却没有认识到广西省的复杂形势。
1950年1月，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指示剿匪部队，必须贯彻中央军委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结合的政策。
广西省委、军区提出，在全国胜利形势下，广西残余的敌匪都很恐慌混乱，“除部分与地方恶霸结合、稍有地方基础者外多数走投无路，但由于不了解我宽大政策又无法联络又不敢投降，因此，各级党委与政治机关应有计划有组织地配合军事行动，用大的力量开展政治攻势，广泛宣传剿匪宽大政策，直接给匪首去信，命令其受编投降、立功赎罪。各地委、军分区应吸收开明人士组成改编委员会，进行争取收编土匪工作。杀人一定要经地委批准，报省委备案，并要经过人民法庭公审，宣布罪状执行。对于“民枪”的处理，要求采取慎重态度。“民枪”大部分掌握在地主手中，必须等发动群众以后由群众自发地逐步地把枪从地主手中移出。“
1950年1月底，恭城县土匪暴乱开始，至2月中旬几乎遍及全省。公开活动的土匪约有280股（不包括当时属于广东的钦廉地区和国民党第17兵团残部），控制了大部分乡村，集中活动于柳（州）北、瑶山、大容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南宁周围地区和桂黔滇边境、中越（南）交界等地区。
而广西省委省政府仍然坚持保护重点，抽调兵力剿匪的原则，用55%左右的兵力进行守备，只投入占全省剿匪部队45%左右的兵力进行剿匪作战。加结果造成了更加被动的局面：
2月下旬至3月底，在镇压暴乱中，哪里有土匪暴乱，就调部队往哪里镇压，被动应战；在剿匪、征粮、发动群众等工作中，缺乏党政军的密切配合，形成单纯军事剿匪；在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中偏宽，对匪一俘即放，百色地区匪首施胡子被捉放3次，被放后仍为匪作恶。玉林地区土匪暴乱时杀害基层干部及群众520人，政府处决匪首只有数十人。
二、广东匪患猖獗造成的重大影响
1、土匪越剿越多
3月下旬，中共广西省委、广西军区召开的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集中兵力，重点剿匪，主力部队地方化，执行工作队任务，把部队有重点地按级分到地方去，从军队中调出2000名干部做地方工作。
5月至7月，广西军区开始集中兵力实施重点进剿，并以桂东南地区为全省重点剿匪区。以第45军为主，成立了广西省桂南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桂东南地区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第45军主力在梧州、玉林、宾阳、武鸣、龙州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对活动在桂东南地区的151股2.6万余人的土匪，展开了重点进剿。在此期间，全省歼匪3万余人。
7月，广西的剿匪部队进行夏季休整，剿匪工作基本停止。朝鲜战争爆发后，广西匪特乘机大肆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爆发”等谣言，蛊惑群众。部分地区受到打击而分散隐蔽活动的股匪，乘剿匪部队分兵守备和夏休之机，再次煽起大规模暴乱。土匪由5万人左右增加到6.4万人，到处扩大组织，建立匪政权，收税、征粮、抽壮丁，建立“联防队、自卫队”，按“游击区域”由一股活动到多股联合行动，攻打县、区、乡政府和剿匪小分队事件不断发生。剿匪部队以连或排为单位分兵驻剿，组织小分队主动出击，开展对匪劝降活动。至7月底，共歼匪6万余人。
8月10日至9月1日，广西军区党委进行整风，对5个多月来剿匪作战进行了总结，纠正了部分错误，制订了“冬季四个月剿匪计划”，将全省区分为重点区、非重点区及暂时放弃的地区。剿匪重点区，为冬季准备实行土地改革的县和主要交通干线两侧（25～50公里）及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之地区，以保障与巩固城市（邕、柳、桂、梧4个市）及水陆交通之安全。非重点剿匪区，只保持相当兵力，维持现状，以拱卫重点区。8、9两个月，各部队组织小分队不断出击和开展劝降活动，全省共歼匪1.6万余人。
10月中旬，各部队展开冬季重点进剿。11月底，提前结束了原定冬季4个月重点剿匪计划，共歼匪3.5万余人。但在瑶山、桂南、柳北、桂西北、桂西等地区的数百股土匪仍然没有消灭。
中南军区广西剿匪工作考察组的报告指出：过去（指1950年）10个月并未从根本上削弱而至消灭土匪，因此整个时期匪情基本上是严重的；土匪控制的地区很广，在宜山地区，匪控区就有721个村，5个县大部，1个县游击区，3个县少部分，占55.1%强；我控制区才416个村，占31.9%，其他约13%是匪活动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广西尚未完全结束战争，尚处在一种战争状态。
而且，广西省委、军区上报的剿匪成绩也让中央和中南迷惑不安。从剿匪数字上看，出现了“匪越剿越多”的不正常情况。
1950年6月27日，广西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在政务院第三十八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说：广西解放初期，据调查全省约有匪部9万人，现已消灭约6万余人，尚有残匪2万余至3万。而到了10月中旬，经过3个月的剿匪，残匪数量反倒增加了。
1950年10月17日，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在剿匪计划里报告说：过去10个月歼匪108612人，原6月份统计有匪52115人；7、8、9月歼匪27944人，目前尚有568股，计80406人，除被歼灭者外，尚增加28291人。
到11月底，广西省委领导宣布已消灭12万多土匪，但估计残匪还有5万～6万余人。
广西剿匪工作考察组在关于广西剿匪反霸问题的报告里特别说明：广西初解放时，总共土匪不过9万，而经过12个月进剿，已歼灭14万多，至目前，还有7万。
广西省委领导也承认：中南局指示提出1950年上半年歼灭股匪，下半年肃清散匪的目标，没能完成任务。
2、匪势猖獗，不仅人民受害，新生政权受到威胁，而且牵制了大批军事力量，影响到中央抽调军队增援广东，应对蒋介石骚扰的大政方针
暴乱发生后，广西县以下政权机关遭匪袭击、围攻达220余次。三江、天峨县城被匪占据达一年之久，西林等县城为匪盘踞半年多，思乐、乐业、凤山、宜北等县为匪侵占数日至数周，恭城县人民政府遭匪围攻5昼夜，玉林、博白、明江、崇善、忻城、天河、东兰、万冈、凌云、南丹、田西、田东等县政府遭匪袭击或围攻；全省区、乡政府有41个被匪摧毁、150个遭匪围攻；许多农会和民兵组织解体，有的地区股匪强迫群众举村暴乱，仅象县就有30多个村庄集体暴乱；县以下的干部、农会会员、民兵、进步群众7000余人被匪杀害；“民枪”1200余支、粮1800余万公斤、牲畜5万余头（匹）被抢，民房1.2万余栋被焚毁；全省大部公路与桥梁被破坏，桂黔铁路5个车站被匪占据数日，水陆交通瘫痪；解放军连以下分队一度难以独立活动，单独执行任务的小分队遭匪袭击、伏击、围攻等达174次，伤亡失踪632人。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外时局发生很大变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根据可靠情报，台湾国民党军在厦门等福建沿海和潮汕及海陆丰地区登陆袭击的可能性很大。此时，据中央获得的可靠情报称：蒋介石已核准对大陆的进攻计划，准备用20万至25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包括广西在内的华南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剿匪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毛泽东估计，台湾国民党军可动用入侵的部队约20万人，因此我军在每个方向上，须集中两三个军至三四个军予以应对。
1950年8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指示中南局领导，必须抽调兵力加强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9月中旬，根据形势变化，毛泽东计划组建机动预备兵团以应对可能的事变。9月16日，毛泽东电示中南军区领导，建议在1951年春季，将江西48军和湖南两个军（46军和47军）集中于机动位置。此时，47军进驻湘西剿匪，12月底基本肃清匪患，不久，军委决定47军作为第二批志愿军入朝作战。46军的主力部队也分别在湘西、湘南剿匪。中南军区只有21兵团暂时没有战斗任务，但该兵团由陈明仁率领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虽下辖2个军6个师，但战斗力有限，仍在整训。48军主力在赣西南，一部入粤北剿匪，一时也很难调出。毛泽东从湖南和江西抽调兵力支援广东的计划难以实现。
毛泽东只能考虑从广西抽调部队。从敌我数量对比看，广西是有这个条件的。1950年初，在广西进行剿匪作战的主力部队有13兵团3个军，和45军及41军1个师，共18万余人。后来38军3个师陆续调出，广西军区固定兵力为10个师和独立团、县大队，共14万人左右。先后在省内执行剿匪任务的主力部队，连同地方武装达22万余人。另外，到10月底，全省已有民兵16万余人，公安部队数千人。而敌匪人数，广西军区6月估计有52115人，10月中旬为80406人，11月为6万人。从力量对比看，广西地区有条件迅速结束剿匪任务，调出一部分部队支援其他战区。
然而，此时广西剿匪形势没有根本改变，广西军区被土匪牵制大批部队。广西省委领导张云逸、莫文骅还数次请求中南局、中南军区给广西增派部队。这样，在广西就至少拖住了两个主力军（45军、49军），并牵制了湖南的部分兵力，使得增兵广东的部署计划有落空的危险。
三、某些领导在剿匪问题上右倾，政策保守，使得剿匪工作无法开展
由于广西省委的剿匪工作存在严重缺陷，不能解决匪患问题，以至于“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
在广西领导层，已经对剿匪政策等重大问题产生了分歧。一些领导自认为对广西的情况比较熟悉，强调广西情况特殊、复杂，政策要稳。他们指责军队在执行政策上偏差很大（指过于严厉）。
广西军区第一副政委莫文骅在军区整风会上的发言指出：军队在发动群众上，对人民的认识有错误，犯纪律、军阀主义太严重，在执行政策上偏差很大。（偏严），民匪不分，有反动村、革命村之分，实行一网打尽，打击面宽，使土匪也再不敢接近我们了。民众有的被追枪无生路而为匪。在一些地方，剿匪部队出现乱杀、乱捕、乱打现象，报复乱杀86人，误杀34人。莫文骅强调，在收缴所谓“民枪”问题上一定要慎重。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1950年9月1日，广西省委、军区联合发布《在重点地区对于乡村中地主和富农枪支处理的暂行办法（草案）》，仍然坚持了其一贯的所谓“谨慎”态度，规定：必须区别地主富农的政治程度，用不同方式（如收缴、献纳、枪换肩）缴除。必须由地委，或团委县委以上决定有领导地有步骤地执行。主要方法是发动群众，军队只是协助。严格详细规定了处理办法：“不法地主”，应发动群众转移其武装到农民手中；“守法”地主，可用借的名义或说服献枪的方式搞出来；富农的枪支，一般应劝说其自愿将枪支“借给”农会；“中贫农”的枪支，以不动为原则。
显然，这样的收缴枪支的举措与以前发出的5个类似指示没有根本区别，解决不了“民枪”收缴这一长期影响剿匪工作效果、进展的重大问题。
以李天佑等为代表的多数军队同志认为，广西剿匪政策的主要错误偏向是：
把剿匪看成是简单的军事行动，致使剿匪与发动群众脱节；最主要的还是过分强调了广西的特殊性，而实际只是对广西的特殊性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因此没有大胆收缴所谓“民枪”武装群众，以致大量枪支仍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在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上，宽大无边，镇压不力，有的匪首七擒七纵仍然为匪，威逼杀害群众。
李天佑在1950年8月第二次高干会上的报告中说：“土匪对我们采取极其野蛮、残酷、恐怖、镇压手段，目的在于孤立我们，使群众不敢靠近我们……土匪杀了我们1000多人（到11月第三次高干会议时说杀了我们6000多人）而我们只镇压了200多人。”
李天佑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栗在山等建议省委，广西的恶霸和地主、土匪是三位一体，且拥有强大枪支，必须立即在全省大胆地放手迅速展开全面的反霸清匪斗争。
对于广大指战员提出的意见，广西省委主要领导虽然口头提出要纠正政策偏差，但在具体执行上，仍然延续了一贯的做法。
1950年9月17日，广西省委、军区又联合发出《关于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具体规定》，通篇主要强调如何遵照执行“我党宽大政策精神”，再次批评剿匪部队中“乱捕、乱打、乱杀、乱没收东西，乱起民枪”。《规定》强调对罪大恶极之匪首，要经地委审查转报省委审查批准后，才能由团营以上首长公审枪决。即使对于罪大恶极之匪首，也要经地委审查转报省委审查批准后才能公审镇压；“有利用者”，还可缓杀或不杀；投降匪首，不捆不押，教育反省，取保释放；匪特分子，不应过早捕捉，应继续侦查清楚再捕；通匪“群众”，不得抓捕，应警告教育，不准其再通匪。
《规定》未提反霸问题。这种做法实际上与以往的宽大无边政策没有根本区别，只能使战斗在剿匪一线的指战员和基层革命群众畏首畏脚，严重影响部队的士气和战斗积极性，战士们反映：“如果这样剿，永远也消灭不了土匪。”
广西领导层存在的问题引起中南局的注意。
在中南局高干会议上，李天佑和邱会作（45军政委）等先后发言，将广西剿匪存在的问题作了汇报。以李天佑等为代表的多数军队同志认为，广西剿匪领导上的缺点和错误，最主要的还是过分强调了广西的特殊性，而实际对广西的特殊性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在领导方法、政策制定和执行上有偏差。
广西省委第二次高干整风会议后，李天佑和邱会作等认为，如果领导态度不解决，即使制定了政策也难以贯彻。于是，李天佑和邱会作共同起草了一个向中南局、中南军区的报告。报告内容指出了广西省委对剿匪的态度有偏差，要求中南局派要员来广西解决问题。李天佑和邱会作拿着电稿去向省委书记报告，并要求他签发电报，遭到拒绝。后来，李天佑和邱会作决定以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南局，并由李天佑签发了电报。
中南局领导看到李、邱的电报后，非常关注，决定派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前往广西指导工作。
四、中央雷厉风行，统一思想，临阵换将，剿匪工作取得了效果
1950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并告邓子恢、谭政、张云逸等：“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剑英前谈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指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诸同志工作一时期，希望迅即前往，并在那里留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否则不要回来。我们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清，明年5月1日以前调出一个军去广东。剑英何日动身去广西望告。又广东必须在广大地区立即开始进行土改，拖延则是失策，亦望注意。”
11月16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华南分局及广东军区、广西省委及广西军区，要求检查广西剿匪落后的原因。电报说：“兹将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四号转发给你们作参考。西南军区对于剿匪工作极为认真，剿匪中执行的各项政策亦是正确的，故取得了很大成绩。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份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战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如何，盼复。”
次日，毛泽东又电示叶剑英：“你11月21日动身去广西甚好。”
同一天，毛泽东致电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南分局：“你们派陶铸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叶不宜离开广州过久，大概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
16日晚9时，张云逸等接到毛泽东16日的电报后（14日电报尚没看到），深感不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广西剿匪已关系到党中央、毛主席战略全局的安排。
次日，广西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研究和制定措施，加快剿匪步伐。随后，张云逸、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致电毛泽东等，对广西剿匪工作进行初步检讨，称：“我们认为广西剿匪未能完成任务，主要是领导的错误与缺点所造成。”“领导上没有很好的针对广西的特点，采取明确的具体的更有效的急进办法，集中党政军民所有力量，迅速去贯彻和完成这个任务。”“对于反革命分子则缺少严厉镇压，形成宽大无边，同时下边在征粮、收枪、捉匪工作中，又发生乱捉乱打与某些乱杀的现象。”“领导作风上是犯了官僚主义，只有一般布置一般号召，缺乏具体领导与深入下层检查帮助的领导方法。”“经过夏休以来整风会后，则逐步克服上述缺点与错误，动员党政军民配合剿匪，强调重点……纠正宽大无边。”
11月22日，毛泽东回电说，同意你们对广西工作的检讨及方针计划，望本此做法，取得成绩，以利主动地应付时局。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中南局决定派陶铸率领工作组前往广西帮助工作，并报告了毛泽东和叶剑英。陶铸临行前与毛泽东通了电话，他在电话中问毛泽东，这次去，是打长工，还是打短工？毛泽东回答说，打短工。
10日当晚，陶铸参加了中南局常委会议，讨论广西剿匪工作。深夜11时左右，陶铸乘坐轮船由汉口到武昌，随即登上武昌前往广西的火车。
第二天上午，车到长沙，陶铸看望了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下午登车到衡阳，看望44军并听取詹才芳等人的汇报。
次日登车去广西，在桂北区党委所在地桂林下车，和省委副书记兼桂北区党委书记何伟、省委副书记李楚离、桂林市委书记郭伟人、桂林市长王全国等人多次交谈，听取桂北区党委和市委的工作汇报。
两三日后，陶铸乘火车到柳州，听取柳州市委书记江平秋、市长魏伯等人的汇报。陶铸一路走，一路调研广西剿匪情况。
11月20日左右，在一个加强排三挺机枪护送下，陶铸乘一辆大卡车来到南宁。他迅速投入工作，在与省委领导商议后，按照中南局的指示，调整了剿匪部署，准备对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作重点清剿，并于11月24日将计划联名电报中南局并报中央。随后，陶铸深入基层到剿匪第一线作调查研究，甚至亲自参与剿匪战斗。
11月底，广西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
张云逸作了《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报告肯定了广西剿匪的成绩，对执行镇反政策、反霸斗争、收枪和地方武装建设等问题作了检讨和解释。但强调：经过7、8月份的整风运动，这些缺点已逐渐克服。他表示：责任应当由省委和军区党委来负，特别是我个人要负主要责任。
省委、军区领导先后在会上发言，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李天佑等军区领导在会上发言，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具体问题。会上普遍就重点剿匪、匪霸镇压政策、收枪等问题对省委提出批评。
叶剑英总结说：诚如同志们所指出的，广西党的领导上存在的缺点是，剿匪任务，压而不倒；重点剿匪，实际不重；一般号召未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镇压反革命，有布告无细则，不大胆，不放手，认识不够，贯彻不够，检查不够等。
陶铸在充分听取各地委、分区的汇报和大家对张云逸报告讨论意见的基础上，作了上万字的主题发言，“争取在半年内消灭广西全省的土匪”。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广西一年来的剿匪成绩，并强调“这一条应确定下来，以便增强广西工作同志们的信心”。他没有提出任何批评，而是以他特有的果断直接的风格，具体地从重点剿匪、收缴匪枪、发动群众、反霸土改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陶铸认为：广西的土匪有其一定社会基础，广西的匪霸地主比别的省具有较强的控制群众的力量，这使得广西土匪打了又有，因此光靠军事消灭虽获得巨大数字，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将匪首匪众完全搞清、匪枪全收、群众发动起来，才能真正全部消灭匪患。
高干会议后，广西剿匪形势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12月28日，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等将广西剿匪计划报给中南军区党委并转中央。报告中说，自1950年10月15日广西全省开始重点剿匪以来，70天内歼匪55891人。全省土匪气焰已显著下降。关于剿匪计划，决定自1950年12月底和1951年1月初先后展开两个重点区的剿匪。毛泽东回电：所述剿匪计划甚好，你们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甚慰。
1950年12月31日，陶铸报告中南局华南分局并报毛泽东：广西剿匪工作经过未（指8月）整风到申（指9月）以后，已有大的改进。自张、莫由中南回来又接到毛主席指示召开了省的高干会，与叶来桂对剿匪工作更深入一步，现在各种问题均已得到解决。现已对南北两大重点区出动进剿，有把握在1951年5月1日前基本完成消灭全省土匪任务。并报告说，自军区经过整风后，不到3个月里全省被俘捕的大小匪首被处决的，不完全统计已有3000多人，俘获匪众一个不放。在镇压反革命、收缴“民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方面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毛泽东批复：报告已阅悉，甚好甚慰，已转华东、西南、西北三区参考。我们认为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
1951年1月16日，中南军区政治部向总政治部呈送了关于广西执行镇压政策前后情况的报告。
1月23日，毛泽东审阅报告后批示：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报告。根据广西方面的报告，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警（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广西于去年9月起开始纠正此种错误，三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3000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为了消除广西领导层的疑虑，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电示广西省委领导：只要不杀错，又注意策略（事先事后向各界人民多做宣传解释工作，注意时间地点，分期分批，分军队地方等等），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
正当广西剿匪形势大为好转之际，由于工作紧张，年纪大，张云逸身体出现问题，长期患失眠症，神经衰弱，脸部浮肿，难以工作。
1951年1月16日，张云逸根据医生建议，在征求叶剑英和陶铸意见后，向中央报告，请求到广州休养3个月，工作交陈漫远接替负责。
1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张云逸赴广州休养。毛泽东认为，为要完成剿匪任务，所有军队，必须统一于省委地委领导之下，实行强有力的一元化领导。广西需要一位与前任风格和能力不同的领导，年富力强、魄力十足被称为“党内一头牛”的陶铸无疑是最佳人选。毛泽东改变了原先让陶铸来广西打短工的想法，于1月30日致电陶铸及中南局，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
2月5日，陶铸正式代理广西省委书记。
1951年4月，中央对军区负责人作了调整，李天佑任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主持军区全面工作。张云逸仍担任军区政委。原军区副政委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对广西领导层的调整的确是知人善任。在陶铸、李天佑等领导下，广西省委、军区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纠正了错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胜利完成了剿匪任务，从而能够集中两个主力军用于增援广东，稳定了潮汕地区的军事斗争形势，确保了广东地区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