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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电视发展历史(80年代美国电视有哪些)

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电视发展历史(80年代美国电视有哪些)

更新时间:2022-01-21 21:38:59

琼·狄迪恩因记录196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和观念崩溃、嬉皮士运动兴起等社会现状,引发现象级讨论而成为美国人的文化偶像。 (资料图/图)

2021年3月,完成《向伯利恒跋涉》的翻译工作后,译者何雨珈曾与好友、非虚构作家何伟有过一次短暂的对话。谈到这部美国“新新闻运动”史上的经典作品,何伟表示当然看过,“She’sgood.”

现年86岁的琼·狄迪恩是美国著名作家,也是一位文化偶像。她曾以81岁高龄成为法国品牌Celine的代言人。2013年,美国政府授予她美国国家人文奖章,时任总统奥巴马在颁奖词中评价,“(她是)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和文化最尖锐、最被尊敬的观察家”。

中国读者对狄迪恩的了解,大多来自她近年来的作品——《奇想之年》与《蓝夜》。2003年,结婚四十周年纪念日前夕,狄迪恩的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他们的女儿也正因肺炎昏迷,住在重症病房。她把对丈夫的哀伤与回忆写成了畅销书《奇想之年》。该书出版两个月后,女儿也去世了。她接着写了《蓝夜》。何雨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翻译此书时,她感觉狄迪恩就像一只“受伤的鹿”。

如果说人生的厄运成就了狄迪恩后期的写作。在创作生涯早期,她更为人所知,也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名记者。

1935年,琼·狄迪恩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她的写作始于一次戏剧式的开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四时,狄迪恩参加了《Vogue》的征文比赛,夺得第一名,她因此获得了进入这本知名时尚杂志担任助理编辑的机会,在二十出头时只身来到纽约。

在日后被称为“疯狂青春”标本的1960年代,美国掀起了“反文化运动”。战后旧有政治秩序的伤痕仍在弥漫:马丁·路德·金遇刺,美国在越南战败,水门事件……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阴影还徘徊于美国大地,新时代的声浪已经掀起——校园民主、黑人民权、妇女解放、反战和平、环境保护、同性恋者平权。高压散去后,美国人的精神世界却面临冲击和瓦解,年轻一代用摇滚乐、性解放、吸毒、嬉皮文化及神秘主义来释放压抑。

对于记录者而言,那是历史与故事交汇的黄金年代。

戴墨镜,留中长发,穿极简T恤的琼·狄迪恩,进入美国旧金山海特-阿什伯里区进行浸入式采访——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运动的发源地。她写下同名篇章《向伯利恒跋涉》,并于1968年与同时期的其他写作结集出版,这本书成为琼·狄迪恩的成名作。2021年6月底,该书的中文简体版出版。

近六十年过去了,一些片段式的轶事,让何雨珈感受到狄迪恩在当下美国文化中的影响力:她曾在成都偶遇一位在美学习创意写作的中国作家。得知何雨珈正在翻译《向伯利恒跋涉》,这位作家告诉她,美国大学学文学的人,必读的男作家是詹姆斯·鲍德温,女作家是琼·狄迪恩。

一家美国社区书店甚至在门口贴了一张纸条,“StopstealingJoanDidion’swork!(不要再偷琼·狄迪恩的作品了!)”书店老板说,店里最常被偷的是《向伯利恒跋涉》,因为在二手市场能卖不错的价钱。

2021年2月,《纽约客》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对琼·狄迪恩的误解》的书评。作者内森·海勒写道:“她因无可挑剔的风格备受推崇,但狄迪恩真正的洞见是,什么让社会凝聚,或者将其撕裂。”

《向伯利恒跋涉》:最有写作的急迫感

1967年春天,琼·狄迪恩与同为作家的约翰·格雷戈里·邓恩已结婚,并居住在洛杉矶。《纽约客》的报道记录下了彼时狄迪恩的生活。她没有供职于媒体机构,夫妇俩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填版——为《星期六晚邮报》定期撰写专栏。

这是一份很好的活计,一千二百字左右,比杂志开头的评论版还要大很多。邮报付给他们丰厚的报酬,狄迪恩和邓恩每月写一篇。在名为“PointsWest”的专栏,他们要在西海岸感兴趣的地方,采访几个人或不采访任何人,撰写一份报道。

当时邮报正在努力维持生计(两年后它就破产了),这种混乱局面让专栏作家得以进行另类的写作尝试。狄迪恩写过一个小型政治团体的领袖,也用一个春天的时间采写了嬉皮士运动的万字报道。

狄迪恩与汤姆·沃尔夫、杜鲁门·卡波蒂、盖·特立斯等人齐名,是美国1960年代兴起的“新新闻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一运动倡导将文学手法引入新闻写作中,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以及对记者来说最重要的细节刻画。

《向伯利恒跋涉》这一书名来自诗人叶芝的诗作《二度圣临》:

万物解体,中心无法维系,

只剩下混乱,世间无序

血色暗潮,漫溢八方

淹没对纯真的庆典信仰;

善者缺乏信仰,恶人

却充满激情,高歌猛进。

狄迪恩写过一篇琼·贝兹的报道。这位民谣歌手是音乐界的民权运动领袖,叛逆者们的“圣母玛利亚”,亦是马丁·路德·金的好友、鲍勃·迪伦的前女友。彼时对于并未打入抗议运动内部的人来说,要见琼·贝兹一面挺难的——对于媒体记者来说尤其是。狄迪恩最终是在贝兹办的“非暴力研究学院”见到她。

她对这位文艺女神抱持审视的态度。比如援引了贝兹的老朋友艾拉·山德佩尔的一段话——后者一度成为贝兹投身和平主义运动的导师:“她发现自己结交了很多非常了解政治的朋友,她的情感很强烈,却对非暴力运动在社会、经济、政治和历史上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即便常以疏离感著称,狄迪恩在自序中的只言片语,仍时而流露出写作的紧张情绪。她写道:同名篇章《向伯利恒跋涉》是所有选篇中最有写作的急迫感,也是唯一一篇发表后令自己陷入消沉绝望的文章。

1967年的美国,中心再难维系。“这个国家,破产公告、公开拍卖通知满天飞;随意杀人事件、流离失所的孩子、废弃无人的家园屡见不鲜;那些在文物上涂鸦破坏的人,连四字单词都会拼错”。面临这种社会现状,狄迪恩也要处理自我内心的失序——她发现自己几个月来都无法工作。

《向伯利恒跋涉》最不可磨灭的一个场景,出现在文中最后一幕。在嬉皮士街区,有个穿双排扣外套的孩子,正坐在客厅地板上看漫画书。她很专注地舔嘴唇,唯一有点不对劲的是嘴上的“白色唇膏”。这个五岁的孩子叫苏珊,她的妈妈让她服用迷幻药已经一年了。

若干年后,狄迪恩丈夫的侄子、导演格里芬·邓恩在为她拍摄的纪录片中问,“作为一个记者,看见一个孩子嘴上沾着迷幻药时,你在想什么?”狄迪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穿一件灰色羊绒毛衣,脖子上挂着细金链子。她垂下眼睛,思考、眨眼。一个观众回答说:这太可怕了。我想叫救护车,我想报警,我想哭,我想离开那里,回到两岁的女儿身边。七秒后,狄迪恩抬起下巴,对上邓恩的眼睛,“让我告诉你,那是黄金。”

“这句话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居住在四川成都的何雨珈翻译了不少非虚构文学作品,例如《鱼翅与花椒》《东北游记》《看不见的美国》《再会,老北京》。以往在翻译过程中,她会和原作者保持密切联系。翻译《鱼翅与花椒》时,她甚至会和作者扶霞微信沟通,后者会提供不少中文建议。

但狄迪恩是联系不上的。何雨珈在网上找到一个邮箱,发了好几封邮件都没有回复。她决定放下文本,看看这个人。在纪录片中,一个年老的琼·狄迪恩在影像中出现。“你能感觉到她的敏锐,而且是一个很不客气的人。”

新书印出后,何雨珈送了5本样书给朋友。有两个朋友看后说非常喜欢,另外三个人则没有反应。这本书不厚,何雨珈认为朋友们应该不是因为还没看。她用“甲之蜜糖,乙之砒霜”来形容人们对狄迪恩的观感。“喜欢她的人会超级喜欢她,不喜欢的人就get不到。比如《蓝夜》就有读者私信我说,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蓝夜》和《奇想之年》被称为“哀恸文学的经典之作”。那种哀而不伤的感觉会打动何雨珈,“《蓝夜》的语言是非常直接的,它字面上的情感已经很卖力了,你把它翻出来就可以了。”《向伯利恒跋涉》却不是这样。何雨珈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才能理解一些句子里的深意。

从十一二岁起,狄迪恩就喜欢阅读海明威。她会用打字机把文章打出来——看每个句子是如何运作的。“她海明威式的句子是非常简练的。看英文原文,你会了解她是没有闲笔的,句子结构的排布都有她自己的目的。但是转换到中文的语境中,却显得比较平淡。”

在“新新闻运动”发展的初期,狄迪恩显然贡献了颇为大胆的个人风格。《纽约客》的一篇文章称,琼·狄迪恩以方言的形式,模仿出嬉皮街上的人说话中透露出的那份懒散疲沓,无所事事。她甚至采纳了一种嬉皮街上的人物个性,将这样的人物个性整个地与当时的场景相融合,这种个性下的困惑,作者也将其吸纳成为自己意识的一部分。

在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狄迪恩尝试过写小说——《民主》和《他最后的愿望》。她也探索了不同种类的非虚构作品创作:评论文章、政治报道、回忆录。她在1979年出版了第二本杂志文章合集《白色专辑》,之后又出版了《萨尔瓦多》《迈阿密》《亨利之后》《政治小说》,以及《我从何而来》等。2005年春天,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授予狄迪恩金质奖章。

她曾在《奇想之年》中回忆里这样一幕:晚饭之前,约翰坐在客厅的炉火旁,大声读书给我听。他朗读的是我写的小说《公祷书》,当时他想要重读一遍,仔细体会其中的写作技巧,所以将它放在了客厅里……“妈的,”约翰合上书,对我说道,“以后别跟我说你没有写作的才能。这句话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向伯利恒跋涉》的自序中,狄迪恩写到,在写作那篇同名报道时,她生了一场大病,夜不能寐。一天中有二十到二十一个小时,她都得喝掺了热水的杜松子酒来缓解疼痛,再吃刺激中枢神经的右苯丙胺来缓解杜松子酒的麻痹作用,以便提笔写作。

她在文章最后说:“还应该告诉你们点什么呢?我很不擅长人物专访。我不愿意和任何人的媒体经纪人交谈。(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演员都在我的采写范围之外,这本身就是天大的好事。)我不喜欢打电话,也不想细数到底有多少个早上,我坐在某个‘西佳’汽车旅馆的床上,努力强迫自己给地区助理检察官打电话。作为记者,我唯一的优势就是身形特别娇小,气质特别低调,非常不善于表达,人们总会忘记我的存在是违背他们利益的。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这是你要记住的最后一点:作家总是在出卖别人。”

南方周末记者 付子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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