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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灶打火两边都无声无火花(燃气灶打火无声无火花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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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1-12-08 09:01:00

《小于一》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首部散文集,以长文为主,夹以若干短文,仅十八篇文章,篇篇精彩,再加上其文体和“书体”的独特,遂形成一本完美之书。这是一个伟大诗人的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布罗茨基的信念:语言高于一切,甚至是时间崇拜的对象,诗歌则是语言的至高形式。

[作者简介]

约瑟夫·布罗茨基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是一位跨越了英语与俄语世界的文学奇才。生于1940年的列宁格勒,布罗茨基的前半生在母国苏联度过,他的大部分诗歌成就也是用俄语完成的;1972年,永别故土、定居美国的布罗茨基从零开始学习英语,进而一举成为英语世界卓越的散文大师之一。诚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给出的自我认知:“我是一名犹太人;一名俄语诗人;一名英语散文家。” 1986年,布罗茨基荣获美国国家书评奖,198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91年获选“美国桂冠诗人”。其代表作品有诗集《诗选》《词类》《致乌拉尼亚》,散文集《小于一》《悲伤与理智》,散文《水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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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个人所住的一个半房间(如果这样的空间单位在英语里讲得通的话)有镶木地板,母亲总是强烈反对家中男人尤其是我穿着袜子走在地板上。她坚持我们必须永远穿鞋子或拖鞋。当她为此责备我时,会求助于俄罗斯一个古老的迷信;她会说,这是凶兆,可能预示家中有人死亡。

当然,她可能只是觉得这习惯不文明,是明显的没礼貌。男人脚臭,而那是还没有除臭剂的时代。然而我觉得,你确实很容易在光亮的镶木地板上滑倒,尤其是如果你穿着毛袜子的话。而如果你年老体衰,那后果就会是灾难性的。因此,镶木地板与木、土等的密切关系,在我脑中便扩展至同城近亲和远亲们脚下的任何地面。不管是什么距离,地面永远是相同的。即使我后来在河对岸自己租一套公寓或一个房间住,也不能成为借口,因为那座城市到处是河流和运河。虽然它们中有些深得足以让出海的船通过,但是我想,死亡还是会觉得它们很浅呢;要不,按它那标准的地下方式,它也会从它们的底下爬过去。

现在母亲和父亲都死了。我站在大西洋海滨:在我与两个还活着的阿姨和我的表亲们之间,隔着太多的水:一个真正的深坑,甚至足以使死亡也感到困惑。现在我可以随心所欲穿着袜子到处走,因为我在这块大陆上没有亲人。如今我会在家中招致的唯一死亡,大概就是我自己的了,尽管这将意味着误把发射器当作接收器。那种合并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而这也正是电子学与迷信的差别。不过,如果我没有穿着袜子大踏步走在这些宽阔的加拿大枫木地板上,那既不是因为这么有把握,也不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而是因为我母亲不许这样。我猜,我想使一切保持它们在我们家里的样子,既然我已是我们家里唯一剩下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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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一个半房间,是一幢六层大楼北边一个巨大的多室套房的一部分,整个套房占全幢楼长度的三分之一。大楼同时面向三条街和一个广场,它是北欧本世纪初常见的、被称为摩尔风格的巨大饼形建筑物之一。它建于1903年,也即父亲出生那年,是彼得堡一座引起轰动的建筑物。阿赫玛托娃有一次对我说,她父母曾带她乘马车来看这个奇观。在其西厢,面向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一条大街——铸造厂大街,亚历山大·勃洛克曾拥有过一个公寓单位。至于我们那个套房,则住过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季娜伊达·吉皮乌斯夫妇,他们曾是革命前俄罗斯文坛和后来20至30年代巴黎俄罗斯移民知识界的中心人物。恶鬼般的津卡(注:季娜伊达的昵称)正是在我们那一个半房间的阳台上大声辱骂革命士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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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多出十三平方米外,我们又非常幸运,因为我们搬进去的那个集体公寓非常小。也即,那多室套房中属于这个公寓的那一部分,包括六个分割得非常小的房间,仅可容纳四个家庭。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那里只住了十一个人。就标准集体公寓而言,六个房间的住户人数可轻易地达到一百。不过,平均来说,大概介于二十五人至五十人之间。我们的公寓几乎是微型的。

当然,我们大家都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浴室和一个厨房。但那厨房却相当宽敞,厕所也非常体面和舒适。至于浴室,俄罗斯人的卫生习惯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这十一个人无论是沐浴还是洗基本的衣服,都很少重叠。衣服都晾在两条走廊里,两条走廊把各房间与厨房连接起来,你心里很清楚哪套内衣裤属于哪个邻居。

……

尽管这种生存方式有其种种令人厌恶的方面,但是集体公寓也许也有其可取之处。它把生活裸露至最基本部分:它剥掉有关人性的任何错觉。你可以从放屁响声大小,判断是谁在蹲厕所,你知道他或她晚餐和早餐吃什么。你知道他们在床上的声音,以及女人们何时来月经。你常常成为你的邻居倾诉他或她的心声的对象,而要是你心绞痛发作或患了什么更严重的病,则是他或她打电话叫救护车。他或她有一天可能会发现你死在一张椅子里,如果你独居;或者相反。

当主妇们黄昏时分在集体公寓的厨房里煮饭时,无论是挖苦话还是医疗和烹饪建议,或这家或那家商店突然间卖什么商品,有什么是她们不交锋或交流的呢!正是在这里,你学到了生活的精髓:用你耳朵的边缘,用你眼睛的角落。当某个人突然间不跟另一个人说话时,则他们之间正上演什么无声的戏剧!好一家滑稽剧演员学校!一条僵硬、愤懑的椎骨或一个冷冰冰的侧面可以传达怎样的情绪深度!在发辫般纠结的电线下,垂挂着一颗一百瓦的黄色泪珠,它周围的空气里飘浮着什么气味、香味、臭味!这个灯光昏暗的洞穴,有某种部落的东西,某种原始的东西——你也可以说是进化的东西;悬在煤气炉上的深锅浅锅则仿佛随时要变成手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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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忆这些,不是出于怀旧,而是因为这是母亲度过四分之一生命的地方。有家庭的人很少外出吃饭;在俄罗斯几乎从不。我回忆不起她或父亲坐在某家餐馆桌子的对面,或就此而言,坐在某家咖啡馆桌子的对面。她是我所知最好的厨师,也许除了切斯特·卡尔曼(注:切斯特·卡尔曼(1921—1975),美国诗人、歌剧词作家,奥登的终身伴侣。);不过话说回来,他有较多的材料。我回忆她时,常常是看见她在厨房里,系着围巾,脸红红的,眼镜有点儿雾气,当我试图从炉子上拿取这样或那样食物时,她总是把我轰走。她的上唇闪烁着汗光;她那头浓密、染赤但在别的情况下灰白的短发凌乱地卷曲起来。“走开!”她喊着。“多没耐性!”我再也不能听到那喊声了。

我再也看不到那房门打开,(她双手拿着一锅炖菜或两个大深锅,怎么还能开门?是不是把它们降低到门把柄水平,然后借着它们的力把门打开?)而她端着我们的正餐/晚餐/茶/甜点翩然走进来。这时父亲会是在看报纸,我则不会离开我的书,除非被命令;而不管怎样,她都知道,她期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的任何帮助都会姗姗来迟且笨手笨脚。她家里这两个男人所知道的礼貌要远远多于他们自己能够掌握的。哪怕他们都饿坏了。“你又在读你的多斯?帕索斯了?”她会一边说一边摆桌子。“谁会读屠格涅夫?”“你能期待他做什么?”父亲会附和道,收起报纸,“说游手好闲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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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夏天晚上,我们的三个高窗都打开着,来自河上的微风试图在窗纱中获得一个物体的地位。河不远,距我们大楼仅十分钟路程。一切都不太远:夏园、艾米尔塔什博物馆、战神广场。然而,即使父母年纪尚轻时,也很少去散步,无论是一起还是单独。走了一整天的路,父亲不是太热心于再上街。至于母亲,在八小时办公室工作之后排长队,也产生同样的结果;此外,她在家里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他们难得出去一趟,那也主要是为了出席某位亲戚的聚会(生日或结婚周年纪念日),或看电影,但极少去看戏剧。

我一直都生活在他们身边,一点也不觉得他们渐渐老去。现在我的记忆穿梭于数十年间,可以看见母亲从阳台上俯视丈夫在下面拖着脚走路的身影,低声嘀咕道:“一个真正的老头,不是吗?一个真正十足的老头。”而我听见父亲那句“你就一心想着把我赶进坟墓里”,作为他们在60年代期间争吵的结束语,而不是50年代的猛力关门声和他远去的脚步声。而我现在刮胡须时,会看见我的下巴上有他的胡茬。

如果说我的心灵现在被他们作为老人的形象吸引过去,那大概也是因为记忆习惯于尽可能完好地留住最后的印象。(再加上我们对线性逻辑的癖好,对进化原则的癖好——于是乎照相术的发明就变得不可避免了。)但我想,我自己朝那里去,朝老年去,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你甚至很少梦见你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譬如十二岁。如果说我对未来有任何概念,它也是按他们的形象创造的。他们是我未来的“基尔罗伊在此”,至少视觉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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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阅读口味非常广泛,母亲尤其喜爱俄罗斯经典。她和父亲对文学、音乐、艺术都没有明确意见,尽管他们青年时代都认识列宁格勒的很多作家、作曲家和画家本人(佐琴科、扎博洛茨基、肖斯塔科维奇、彼得罗夫沃德金)。他们只是读者——更准确地说,晚间读者——他们总是小心延长借书证的有效期。下班回家时,母亲那装满马铃薯和卷心菜的网线袋里总有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包在用报纸做的封套里,以防弄脏。

我十六岁时,在工厂干活,是她建议我去市立公共图书馆登记的;而我想,她并不只是为了防止我晚上在街头游手好闲。另一方面,就我所知,她希望我当画家。不管怎样,位于丰坦卡河右岸那座由医院改造的图书馆的藏书室和走廊,是我堕落的开始,而我还记得我在那里借的第一本书,那是母亲建议的。它是波斯诗人萨迪的《蔷薇园》。原来,母亲喜欢波斯诗歌。我借的第二本书,也是我自己想借的书,是莫泊桑的《泰利埃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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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日那天或新年,必须永远穿点什么绝对新的东西。至少,袜子。”——这是母亲的声音。“永远要吃过了再去见某个上级:你的上司或你的官员。这样你才会有点优势。”(这是父亲在说话。)“如果你刚离开你的屋子,又因为你忘记什么必须转回来,那么在你再次离开屋子之前,要先照照镜子。否则你会遇到麻烦。”(又是她。)“不要操心你用多少。要想你能赚多少。”(那是他。)“在城里走路一定要穿件夹克衫。”“你有一头红发很好,不管他们说什么。我是深褐色头发,而深褐色头发更容易成为目标。”

我听到这些告诫和指示,但它们是碎片、细节。记忆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我们最了解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它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渔网,只有一点儿渔获,而水已经漏掉了。你不能用它来重建任何人,哪怕在纸上。我们大脑里那数百万著名的细胞怎么啦?帕斯捷尔纳克那“伟大的爱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怎么啦?你必须准备好多少细节才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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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非常清晰地看见他们各种表情的脸,他的和她的——但这些也是碎片:某些时刻、某些事例。这些要好过他们有着难以忍受的笑容的照片,然而照片也同样零散。有时候,我开始怀疑我的心灵试图创造一个累积的、笼统化的父母形象:一个标记、一个方程式、一个可辨认的草图;试图使自己满足于这类东西。我想我大概可以做到,而且我充分认识到我抗拒的理由是多么无稽:这些碎片缺乏延续性。你不应对记忆寄予如此厚望;你不应期待在黑暗中拍摄的影片会显出新影像。当然不。可是,你仍会责备一部在你生命的白天里拍摄的影片缺了某些镜头。(原文较长,编者有删节)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约瑟夫·布罗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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