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特约评论员 叶克飞
1月5日，东莞市第十五次党代会开幕。东莞市委书记肖亚非所作报告显示，初步预计2021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大关。
这也意味着，东莞将成为中国内地第24个GDP万亿城市，也是继深圳、广州、佛山后，第四个破万亿的广东城市。至此，广东万亿城市数追平江苏（苏州、南京、无锡、南通）。
值得注意的是，七普数据显示，东莞常住人口达1047万人，成为广东第三个人口超千万的城市，仅次于广州（1868万人）和深圳（1756万人）。
从1978年的6.11亿，到如今的超万亿GDP，东莞四十多年的发展，早已被视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奇迹之一。
小城奇迹：镇街兴，则东莞兴
东莞有太多传奇，其中少不了的元素是“大胆试大胆闯”和“东莞速度”。
东莞升格地级市后的首任市长郑锦滔曾回忆：1991年，瑞士雀巢公司总裁前来东莞，先飞北京，之后转飞广州，东莞市政府租了直升机在白云机场等候。对方一下飞机，就直接乘直升飞机到东莞雀巢工厂门前。考察结束后，吃了一顿午饭，又直接用快艇将对方从东莞送至香港，由香港机场飞往印度。
这个超高效率的接待，使得雀巢总裁作出决定，将在东莞的生产量由7000吨提高到1.4万吨，并将产品线由1个增至4个。也正是在这种高效率的发展之下，东莞从农业县变成“世界工厂”，从小城市变成大城市。
除了GDP突破万亿，2021年还有另两个数据展现东莞硬实力——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达1001.1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56%。五年新增常住人口超过220万人，正式跨入千万人口特大城市行列。
用电需求旺盛，体现的是经济向好，人口持续新增，则体现城市吸引力。再考虑东莞的城市面积，这两个数据就更难得。
作为地级市，东莞全市面积仅2400多平方公里，甚至比不上许多县城。同时，1985年成立县级市、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的东莞，下辖4个街道、28个镇、1个高新区，是中国仅有几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
东莞一直有“镇街兴，则东莞兴”之说。在经济领域名头极大的东城街道、南城街道、常平镇、长安镇、虎门镇和厚街镇等，便是其中代表。
1978年，东莞作为隶属于惠阳地区的农业县，农业劳动人口超过80%。除莞香、莞草和烟花爆竹等手工作坊，工业领域几乎空白。当年7月，国务院颁发《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允许广东、福建等地试行“三来一补”。广东省委率先决定，东莞、南海、顺德、番禺与中山作为先行试点县。
也是在1978年，被香港制造业成本上涨所困扰的港商张子弥来到东莞虎门，与当地的太平手袋厂签下300万的投资合同。当年9月，太平手袋厂获得中国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牌照，编号为“粤字001号”，成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标志着全国引入外资经济的正式起步。
此后，港资、台资和日资等企业纷纷进驻东莞。它们为东莞、广东乃至中国注入大量资金，培养众多人才、提供无数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让“中国制造”启航。
东莞人在当时便已极具创新意识。如在全国率先设立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可全权审批150万美元以下的对外加工项目，一条龙办理所有手续，积极接纳来自香港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仅仅五年就吸纳企业过千家，在当时的条件下堪称奇迹。
东莞的人口激增也在此时开启。1990年的数据显示，户籍人口约132万的东莞，就已接纳66万外来暂住人口。2006年，外来暂住人口已激增至587万。
在腾飞过程中，东莞镇街成为最重要的阵地。这当然有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处于“三缺”状态（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当时的东莞县委果断提出利用农村“三堂”（祠堂、会堂与食堂）为厂房，推动农村发展。
升格为市后，东莞也坚持“直筒子”管理模式和分散化发展方式，由市直管镇街。
1984年担任东莞县委书记，1994年又从惠州市市长位置调回东莞，出任市委书记的李近维曾表示，东莞式的行政精兵简政，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干部人数不变，把产值与规模做上去，按产值与人头来比较，机关人员也算是精简了”。
在他看来，东莞如果在市与镇街之间设立县或区，看起来高大上，可土地面积不会变，行政架构却会更庞大，人员增加，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个看法在当时可谓新锐，却成为东莞经济腾飞的有力后盾。
大城干细活：新形态下的“世界工厂”
每座城市的发展都有瓶颈期，东莞则是一次次突破瓶颈的榜样。
东莞绝非一帆风顺，早期的“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固然支撑了IT、服装、玩具、家具、灯饰和皮革等多个产业，但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世界工厂”只是“全球装配工”。
1995年，东莞外贸达到辉煌顶点，当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285.31亿元，而同年全市GDP总量仅为296.29亿元，外向依存度达到433.8%的历史最高值。
所幸的是，东莞当时已经认识到“订单主导型”经济的危险，希望能改变制造业资本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与资金技术密集型相结合转变。同时，大量资金开始流入第三产业，推动城市人居繁荣。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东莞“三来一补”模式和产业转型的拐点。IT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民营经济也在与外资企业的协作配套中逐步成长。
2008年金融危机，让高度依赖外贸经济的东莞遭遇又一次考验。2009年，150万工人和3600家港台企业从东莞撤离，大量企业缩减生产规模甚至破产。直到2012年，东莞地区生产总值持续下滑，百强城市排名一度跌至第22位。
当时就有人说“东莞不行了”，可他们显然低估了东莞的转型决心。尤其是2014年后，东莞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风口”。通过不断淘汰低端落后产业，引进战略性创新机构和新兴高端产业，东莞成为智能手机生产重镇，实现“东莞制造”到“东莞智造”的转变。
如今的东莞，有着可以震撼世界的手机产业地图：松山湖高新区的华为和酷派，长安镇的Oppo和Vivo，大岭山的金立生产基地，大朗的酷比手机，还有塘厦奥克斯智能手机……尤其是Oppo和Vivo这对“双子星”，其诞生与辉煌，几乎就是东莞工业转型的全程见证。
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也早已成为过去时。早在2019年，东莞民营经济增加值就达到4105.4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49.5%。此外，东莞六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七成的税收都来自于民营经济的贡献。
即使因为新冠疫情的侵袭，2020年的东莞遭遇困难，暂时未能进入“万亿俱乐部”，但2021年的表现已足以说明这座城市的韧性。
“东莞模式”不但是珠三角唯一，也是中国唯一。东莞的叙事，也将从早年的“小城大事”，转向未来的“大城小事”。当然，这里所说的“小事”绝非仅指细分产业、精细化治理，还包括“小而美”的高科技和尖端技术。
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深圳 东莞，未来或超越硅谷，将成为地球经济中心”，这个目标会实现吗？
经济的活力只是一个因素，曾因镇街经济而缺少市中心的东莞，不但有着突飞猛进的城建，也有深厚的人情味。这座全国唯一实现农（居）民医保全覆盖的地级市，首创地方养老保险金的城市，对年轻人也极为友好。
或许，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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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磊 图片编辑：沈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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