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的这种安排，是大有深意的。《水浒》的主题，是为表达社会昏暗、官逼民反，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乱自上作”。为了给啸聚山林的好汉们一个出场的理由，只有从北宋末年奸臣当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写起，将以高俅、蔡京、杨戬、童贯为代表的封建官僚贪赃枉法、互相勾结、无恶不作刻画得热透彻，就越能激起读者对梁山好汉们的同情与期待。
对此，金圣叹曾作过中肯的评价：“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
开篇写高俅与王进之间的恩怨，也是作者精心设计好了的。因为，王进是个孝子，高俅一上台就给王进穿小鞋，逼走了王进。古语有“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之说，所以，王进不仅是孝子，还是忠臣，孝子忠臣，则国家之祥麟威凤、圆璧方珪者也。横求之四海而不一得之，竖求之百年而不一得之。忠臣孝子去国，而后108条好汉烽起。
王进离京后，这才牵出史进。让梁山好汉中的九纹龙史进最先出场，也是大有深意的，用金圣叹的说法是，“史者，史也。寓言稗史亦史也。”虽然作者写的是小说，但是，其真意是以野史刺现实，是另一种可以警醒朝野的稗史。
王进去，而高俅来；高俅来，而好汉起。作者这样写，因果关系就非常明确了。施耐庵，不愧为大手笔，《水浒传》能流传百世，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