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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电视机的普及率(1980年全国电视机数量)

1981年电视机的普及率(1980年全国电视机数量)

更新时间:2022-03-07 02:52:07

过年的回忆


刘宏宇

因为疫情,春运很减了势头;过年的味道,就也仿佛缺了老大一块儿。缺了这老大一块儿之后,似乎,不少感触上,竟似又回到了记忆中过年的样子。

那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的长假,最大方的单位,充其量放四天假,一般都放三天,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三,没有现在这样前后周六周日借来借去的玩法。除夕这天,不管日历的显示是“腊月廿九”还是“腊月三十”,北方都叫“三十儿”,单位上,大抵两种模式:后半天(下午)非正式放假,和中午集体会餐;再或者,情形好点儿的,会餐完了非正式放假。这样,工作的人们,就能早点儿回家,准备过年。

其实没什么好准备的。至少,得了非正式半天闲在而可以早些回家的人们,没什么是要必须他们去准备的。反正我家是这样。因为,我妈是老师,有寒假;该准备的,早就准备了。

我爸他们单位就属于会餐加非正式半天假的那种。我弟能像大人一样吃饭之前,我爸单位除夕那天中午的会餐,他是会带我一起去的。这可能不是很合规矩,没人指责罢了。可我爸还不至于安之若素地带两个孩子去蹭。所以,我弟能像大人一样吃饭了之后,他们单位除夕的会餐,就跟我,还有我爸,算是say goodbye了。


我弟比我小六岁。我记得那热闹且美味的会餐,最早也就是五岁过后。很显然,一年只有一次除夕的中午会餐。所以,算下来,那热闹且美味的会餐,在我,最多也就是四五次的经历,却是那么地不肯忘记。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多画面,甚至味觉的记忆,还存在脑海里,时不时侵袭一下知天命过后疲惫、钝化的神经。

有一点,也是深刻记忆的,就是,我爸他们单位,也就是能吃到热闹且美味的除夕中午会餐的那个地方,离我家太远。不是因为年岁小而对于距离有放大感的那种“错觉”式的远,而是真的很远;远到即便地铁公交发达得一塌糊涂的今天,也须辗转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才能到。

前年或者是大前年,我开车去过一次,基本不堵车的路况下,四十分钟。这个距离,放在小点儿的地方,都能“跨埠”,电话号码区号都不一样了。

这距离,如果在单位上班的我爸,特特儿赶一趟,接上我那刚刚能跑利落的小弟弟,再赶回单位去蹭会餐,实在也有点儿不那个……

我后来就这么跟长大了弟弟说的。为的是解释当初去老爸单位会餐为什么会没他的份儿。之所以解释,是因为老爸在哪次过年的时候,提到了单位的会餐。具体哪次记不清了,反正是我上大学、我弟上中学的期间。我爸当时的岁数,跟今天的我仿佛。那时,他早已离开了那个有除夕中午会餐的单位,进入了开始喜欢回忆过去的年龄。

我弟对于没带他去蹭会餐,丝毫没有颜色。除了对“老二”的“宿命”的“清醒认识”,更多的,大概也在于,他也不在乎那一顿饭。差六岁,关于一顿美餐的渴望和珍视,就已经是有挺大差距的了。


关于过年的另一个重要回忆,想必跟太多人仿佛,就是“春晚”。

现在官方比较同一的口径是说,“春晚”始于1983年;但在我的记忆中,最开始的“春晚”,应该是1980年。可能是因为没在1981年及1982年“连续”下去吧,官方就不提1980年那次了。又或许是因为,1980年那时候,大多数人家都还没有电视机。到1983年,差不多电视机的普及率就“过半”了。三年,多么短又是多么长的三年啊。

1980年那会儿,我家就没电视机,但楼上邻居家有,蹭着去看。那个晚会,现在叫“主持”的,是马季先生。我记得非常清楚,马季先生说“喜迎八十年代第一春”。由那句话,我知道了几十年代这样的说法。


那台没上“官方记录”的晚会,没有后来那些插科打诨,也没有中途多次诵读贺电、慰问什么什么人的情节,至少我不记得。

最近偶然间看了个有关倪萍的短视频,说她主持春晚时,有过“念白纸”的事情;就是拿在手里的只是白纸,她却能字正腔圆、行云流水地“念”出边防战士和其他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人们对祖国的新春祝福。

传播这个短视频的公号,想要表达的,是倪萍“睁眼说瞎话”、不诚实,失却了“底线”。

先不说作为艺人,“底线”不“底线”的,究竟多要紧,单说拿着白纸“念”出边防军和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人们对祖国的祝福这个事情本身,反正我是没觉出多大不妥——祝福总是好的、善意的吧。“想象”边防军和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人们发出祝福,总归是好的、善意的吧。难道让他们不祝福就“诚实”了?

这道理,跟外交活动中挺常见的两国元首会面时一方向另一方发出“在方便的时候访问”的邀请而对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是一样一样的——谁知道被邀请的那个接受的时候是否真的“愉快”,但这样说,总是好的、善意的。难道说被邀请一方“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邀请”?

挺讨厌或说不赞赏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拿“官方”的一点点纰漏大做文章,尤其是“批”春晚。春晚,到现在,已经是形式化的记忆了;而且是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很多情况下,看春晚,是回忆的一部分。

回忆没什么不好。特别是美好的回忆。

我爸就特别中意1990年的“马年春晚”,到现在也每每都拿出来跟现在的春晚比较。不管因为什么,老人家的记忆里,都有个“完美”的“马年春晚”,好过没有吧。

同理——能有些美好或者接近美好的什么,可以拿来回忆,总好过没什么可回忆的吧。


还有放鞭炮。推而广之,也可以叫“燃放烟花爆竹”。

现在,因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问题吧,很多地方,都有限制。北京是“五环以内”不允许。其实不很必要。就拿北京为例,几千万人的城市,一下子走了一大半,差不多万人空巷了,上百万辆汽车静静趴着或者离开了,放点儿烟花爆竹,真说不上能增添多少污染。

可这是我认为。我不是“有关部门”;所以怎么认为,也就是自说自话,作不得数。好在,还能到“五环及以外”听到、看到,不然,燃放烟花爆竹,就彻底成“回忆”了。

很多人我们这一代及再早些的烟民都说,自己抽上烟,是从小时候燃放烟花爆竹开始的;说那时候,大人给半截燃着的香烟,让拿着点烟花爆竹,怕灭了,就吸两口,于是……

要是谁也跟你这么说,不要信ta!不是说ta在骗你,而是ta真的“记错了”——即便是在“那时候”,也有“芭阑香”的。就是那种尺把长、有点儿粗(比现在流行的细支香烟再细一圈,比一般的卫生香粗不老少)、带着细细的木质把柄、一旦点燃只须不时吹吹就能保持不灭的那种香,一盒二三十支(也有12支的),肯定不比普通香烟贵,却差不多能“坚持”整个一个“年”不用担心没东西去点烟花爆竹。

有钱买鞭炮,就肯定买得起“芭阑香”。小时候我妈最多只给我和弟弟买一包一百响的“小鞭儿”,也会备一盒芭阑香的。

拿半截燃着的香烟点烟花爆竹的孩子,多半是跟着抽烟的大人一起。抽烟的大人,通常会把手里半截燃着的香烟递给孩子去点鞭炮,正如通常他们也决不会允许孩子趁机抽一口。一口都不许!我们这一代及再早些的烟民,差不多有一个算一个,抽上烟,都是背着大人的。

大人,不仅仅只是家里的长辈,也包括邻居。我们抽上烟,基本来讲,跟燃放烟花爆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虽然,关于燃放烟花爆竹,我的记忆很粗浅,但这一点,还是能肯定的。


之所以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记忆“粗浅”,是因为三个原因:

一,小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的确也就限于一百响“小鞭儿”。

二,小时候,住临街,开门就是车水马龙那种,就是一百响小鞭儿,也怕出事故。

三,小时候,我们家马路对面有个“对外友协”相关的什么单位,早前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曾经是叫“中苏友好馆”,故而邻居们和家里大人,都习惯称其为“友好馆”,“友好馆”的工作人员,会在他们相对宽阔的门前,大肆燃放烟花爆竹;若不追求亲自燃放的快感,只求“视觉听觉”,简直就不用自己动手、花钱,光听着看着他们的,就够够的了。我敢打赌,肯定不是所有孩子的自家马路对面,都有这么样的一个单位。

因为“友好馆”,关于烟花爆竹,我的“燃放”记忆虽“粗浅”,但欣赏的记忆,却很深刻,深刻到多少年后,还保持着浓厚的观赏别人燃放烟花爆竹的兴趣。

再度拾起燃放烟花爆竹,是有了孩子之后。

虽然是个女孩子,可我还是想让她享受燃放烟花爆竹的乐趣。带着小小的她,穿戴整齐下楼、出门,燃起芭阑香,让小小的她,自己点燃我们长大很后来才有的一种很安全的冷烟花,再抱着或者让她骑在肩头,看别人燃放;告诉她,放鞭炮、燃烟花,是咱中国人的一种独特仪式……

讲述着,听着、看着,年就到了。一年又一年的,小小的她,就长大了,早对拿着芭阑香燃放冷烟花没了兴趣。正好北京又“禁放”了(北京1995年始“禁放”,后来忘了是哪一年,又开放了,后来再度“禁放”,至今),也不用处心积虑去采购了;对于长大了的孩子,一桌像样的年夜饭和“够分量”的几个红包,就完全覆盖“禁放”的缺憾。


也许以后很多年,关于“年”的回忆,会加入“防疫”的元素。因为据说,新冠病毒,将“伴随”人类很久,久到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更有说,由于新冠病毒的来袭和频繁、持久来袭,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发生诸多变化,其中有些,还相当重大。或许,那些相当重大的变化里,也包括过年吧。咱的热热闹闹、红红火火、鞭炮震响、烟花满天、有春晚和饺子以及春运的——中国年。

过去,常跟朋友和家人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挡住中国人过年。全世界华人(甚至包括华裔),都会在中国时间(北京时间)除夕和“大年初一”交叠的那个时刻,大肆庆贺一番;说早先,有些国家还对此介意,后来就也都包容了,甚至跟着凑热闹,更甚至很多公司、机构,也在“中国年”这一天放假、促销,大把“老外”也会抱拳用中国话说“过年好”……

过年好——多么温情的三个字啊。说惯了,不觉得。细细品,其间是有着多少祈愿啊。

祈愿未来。祈愿幸福安康。祈愿更多、更丰富、更美好的,关于过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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